苦難，是誰加給我們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參觀有感(3/5)

而是整個德軍在侵略推進中隨時隨地進行的屠殺（RUN-OF-THE-MILL）。甚至，普通德國民眾在反猶浪潮中也充當了加害者的角色。由此，德國人開始丟棄原來堅持的所謂“幹淨的戰爭”的觀念，將戰爭和對猶太人、吉普賽人、戰俘的野蠻屠殺聯係在一起。

的確，那決不是一場“幹淨”的戰爭。根據今天的研究，希特勒侵略波蘭和實施他所謂的“巴巴羅薩”計劃，真正意圖並非以軍事為主，而是經濟目的大於軍事目的。納粹德國當時設想，在發動戰爭之後，其戰略動作主要是施加對東歐和蘇聯的經濟掠奪。這些經濟掠奪，又主要以當地的糧食、工業設備、戰略資源和勞動力為目標。與人們的想象剛好相反，當時，納粹德國發動戰爭並非因經濟力飛速膨脹、積攢下了巨大的財物力儲備，而恰恰因為處在深幅的經濟衰落中，才試圖以發動戰爭來解脫困境。

這就決定了戰爭的“肮髒性”。戰前，希特勒曾大肆談論過美國的移民經驗，聲稱要把伏爾加河變為德國的密西西比河。納粹德國當時設想，要大量向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移民，遷出波蘭人口的80%～85%，烏克蘭人口的64%，白俄羅斯人口的75%，然後將德國人移往上述地區。他們甚至計算出德國移民的人口密度應為每平方公裏80人。這遠遠低於了德國1939年時每平方公裏133人的人口密度。為實現這個移民計劃，被遷出的當地人口將被分成兩部分：有勞動能力者將作為奴隸為納粹德國服苦役；而老弱病殘和孩童，則被投入毒氣室。因波蘭、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猶太人聚居地，所以，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主要發生在這些地區。

1941年6月中旬，也即在侵蘇的“巴巴羅薩”計劃發動一周前，黨衛軍頭領希姆萊在對特種警察部隊的訓示中，提出了即將出現的所謂“種族戰”。他當時已經估計到，“由於戰爭行動和糧食問題，將有2000萬到3000萬斯拉夫人會死亡”。當年11月，第三帝國元帥格林對墨索裏尼的外交部長西亞諾（CIANO）宣稱：“德國占領蘇聯所麵對的基本問題，是如何處理2000萬到3000萬饑餓的當地人”。這兩個納粹德國的大戰犯，此時已露出凶險的殺機。

任何以侵略為目的的戰爭，都必然伴隨著大規模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德意法西斯入侵幾乎整個歐洲、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國和亞洲的大部分，造成幾千萬無辜生命被剝奪的慘劇和至今仍無法計數的財產損失。他們不僅葬送了人性，也褻瀆了所有人類用於形容“淨潔”的語匯。這個道理幾乎毋需解釋。德國人從“肮髒”戰爭所帶來的可怕後果中醒悟：比起大規模的對猶太人、吉卜賽人和戰俘的殺戮，自己因戰爭所遭受的苦難，不僅不是數量上的區別，更在性質上迥然不同。長久而痛苦的反思最終告訴他們：無論死難的猶太人、吉卜賽人和大量遭屠殺的戰俘，還是德國人民自己，人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所遭受的苦難，根本上隻有一個根源，那就是德意誌民族的自身缺陷以及由這個缺陷所導致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發動者！正因為如此，在德國，沒有人質疑1945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四項指控：陰謀策劃實施威脅和平的犯罪；計劃發動侵略戰爭的犯罪；實施戰爭的犯罪和反人類的犯罪。

良知和良心，是社會心理正常發展的基礎。扭曲的心態往往衍生變形的社會行為。而良知和良心，就社會整體塑造而言，是需要不斷激勵和維護的。一個民族意識的進步，同社會良心和良知的弘揚關係緊密相連。如果沒有上述反思去喚醒社會良知並使之堅定起來，德國社會將永遠不敢麵對自己恥辱的曆史。在這個意義上說，柏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群的設計，正是喚起德國人民乃至所有參觀者良心與良知的一個功德碑。

在議會通過建立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的議案之後，德國人最終為這個紀念地的構築，選擇了美國建築師彼德?艾森曼的方案。艾森曼的方案的確別出心裁。他為紀念地設計了一個墓碑群。這個墓碑群由2711塊高低錯落、猶如墓穴的深灰色混凝土長方塊組成。它們各自長2.38米，寬0.95米。其中有303塊碑高超過4米；有569塊碑高在3-4米之間；數量最多的是高1-2米的矮碑，共有869塊。每一塊混凝土碑的重量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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