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是誰加給我們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參觀有感(2/5)

卡要少一半以上。此外，大量的戰爭賠款和以拆卸工業設備抵償戰爭賠款的行動，更使民眾恢複生產、改善生活的希望大受挫折。在這種啼饑號寒、哀鴻遍野的窘況下，在一般德國人中產生“受害者”的想法和怨艾，於情理是自然的。由於這段悲慘的記憶，普通德國人中的這種“受害者”情結，甚至蔓延為集體性記憶。

既然是集體記憶，就有很大存在空間。硬性刪除這種集體記憶，不是容易辦到的。因此，民族性的反思教育，就變得十分必要。通過教育和反思，最終使普通德國民眾懂得一個道理：“苦難，到底是誰加給我們的？”同時也要使人們覺悟到，如果德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那麽它實質是在道義上混淆了善惡；在曆史上違背了真實；在責任上顛倒了輕重；在法律上認同了不公正的裁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關“受害者”觀念的爭論，在德國從來沒有停止過。不斷有有識之士站出來，以自己的行為告誡國人，真正的受害者應該是那些死於法西斯屠刀下的人們。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僅僅是因為種族問題、身份問題和作為國際法必須保護的戰俘，就被殘忍的成百上千萬地剝奪了生命。這是人類進步行程中所不能容忍的。

最先站出來的，是被稱為“1968年的一代”人。這代人出生在戰後。在1968年前後成為大學生。他們大聲疾呼，要德國人以更加開放的思維麵對納粹時代，反思納粹給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整個世界帶來的巨大傷痛。後來出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就屬於“1968年一代”的一員。他在成為德國總理後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他在一個公開講話這樣說到：“我們要紀念那些被德國屠殺的600萬猶太人；我們要紀念那些在德國人發動的戰爭裏成為犧牲者的上百萬的歐洲和蘇聯人；隻有在這之後，我們才可以提到由於戰爭帶來苦難但卻無法說出來的我們德國人自己。”

更為著名的事件是，德國總理勃蘭特於1970年2月訪問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的屈膝一跪。有人說，勃蘭特那張下跪的照片，不僅顯示了勃蘭特的人格，更標誌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從紀念碑回到下榻處後，勃蘭特對朋友說：“我幾乎是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因為當我站在紀念碑前，麵對那些遭受如此巨大苦難的魂靈時，沒有任何一個字或祈禱，可以由衷表達我所感到的沉痛和懺悔。”

1985年，西德總統理查德?魏薩克在議會發表講話時也指出：德國人“反人類的罪行”，特別是實行大屠殺的這種“毀壞人類文明”的行為，必須成為西德人公共記憶的核心。

這些痛心疾首的自罪反思，代表了社會的良知，也主導了社會的心理趨向。進入九十年代，德國國內對法西斯主義加給人類災難的思考，形成了更為強大的社會潮流。人們運用電影、電視和展覽等手段，對法西斯德國的殘酷、暴虐及瘋狂做了充分展示。1995年，一個名為“毀滅戰—德國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4”的展覽曾轟動一時。這個展覽在德國和奧地利各個城市裏展出。它以無法辯駁的事實和影像材料告訴人們，普通德國國防軍（即“WEHRMACHT”。他們不是蓋世太保，也不是專門執行處理和屠殺納粹占領區猶太人、戰俘的特種警察部隊即“SS”，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奪得政權以前就建立的德國正規軍）是多麽廣泛地參與了對猶太人和蘇聯戰俘的大屠殺。他們甚至僅僅出於懷疑，就隨便處決那些被認為是遊擊隊的占領區民眾。這種屠殺的規模，都在萬人以上。1996年，丹尼爾?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誌願行刑者》一書出版。這本書引起了學術界和社會的巨大反響。它以大量原始檔案和確鑿證據表明，在希特勒統治下，排猶傾向是一般德國人的典型特征。戈德哈根說：這種排猶主義幾乎構成了20世紀德國的曆史。它表現在：“對猶太人的偏見成為一種強迫觀念，達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德國社會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歸咎於猶太人。這種排猶主義，其主張是異常激烈的，往往傾向於暴力。”由此，戈德哈根斷言，德國人參與屠殺猶太人是自願的，並非在納粹分子的強迫之下。

充分的證據使德國人認識到，法西斯摧殘人類的罪行，並不僅僅是一般想象中納粹特種警察部隊在集中營或死亡營裏幹的那些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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