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處理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兩項思考——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二(3/6)

成功之後,變得越來越封閉和保守了。它不願意聽取批評,更不願意輕易揭露自己的錯誤。在他們看來,揭露錯誤等於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們還極力把曆史壟斷起來,不讓人們了解真相,甚至編造虛假的曆史。例如,一部《聯共(布)黨史》,精神主旨就在樹立斯大林的個人威望。讀過《聯共黨史》的人,隻能從中得到斯大林從沒有犯過錯誤,聯共一貫正確的印象。


當然,一貫正確的人和事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斯大林的錯誤和蘇共的錯誤,也無法被永遠隱藏起來。而掩蓋錯誤的結果,就是“公開性”裏發生的激烈反彈。人們因為被欺騙和愚弄了,於是他們有理由不相信這部“曆史”,進而,他們對所有蘇聯官方編寫的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這種在蘇聯民眾中的逆反情緒,使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遭到極大破壞。假的曆史更易於被人“妖魔化”。人們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仰,在短時間內轟然坍塌了。


這個教訓對還在執政的共產黨說來,非常重要。說自己永遠正確不犯錯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曆史更不能被隨心所欲地塗抹。塗抹的結果,是引起更大的懷疑。一個鄭重的黨,必須學會從對曆史的真實敘述和分析中,獲得人民的認同、信服和支持。問題在於,怎樣分析自己的錯誤和“找尋”犯錯誤的原因?怎樣確定對這種“找尋”尺度的把握?同時,在怎樣的時機進行對錯誤的分析才最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說,共產黨從根本上就是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謬的。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不符合基本的曆史真實。中國近現代百年的曆史證明,中國人經曆了三個“不可逆轉”:革命不可逆轉;社會主義不可逆轉;改革不可逆轉。在這三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擎大旗者。它立於曆史潮頭,代表和引導著時代的先進力量。無論承擔多大的犧牲,它都勇敢地堅強地走下去。其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要讓人們理解這些不能改變的曆史事實,講透其中的道理,讓所有中國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極為重要的。


至於黨犯的錯誤,則表現為理論意識形態中更為敏感的部分。承認錯誤和解釋錯誤,是曆史闡述必要的兩麵。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認錯誤,更要分析和解釋犯錯誤的原因。例如,你必須深刻合理地說明:“既然共產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那它為什麽會犯那樣嚴重的錯誤”之類的問題?


說到“好心辦壞事”,人們還是會將信將疑。當人在紛繁的曆史現場進行活動時,主觀與客觀相分離的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實事求是雖好,但並不是時時處處都能輕易做到。因而,有好動機也不能保證不辦壞事。那麽,什麽才是避免好心辦壞事的保證呢?


製度(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根本製度,而是指體製)。盡管導致錯誤的原因有許多,比如思想意識落後於現實、理論修養沒有達到相應高度、國內外壓力所造成的緊張等等,都會導致執政過程中的錯誤。但執政者犯錯誤的最重要原因,還是缺乏對犯錯誤具有約束力的製度,例如黨內民主製度與國家法律製度。所以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的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嚴肅的蘇聯曆史學家也是在製度層麵上對蘇共曆史問題進行分析的。針對“公開性”中提出許多問題,他們指出:“這種研究(按指所謂揭露斯大林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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