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處理理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兩項思考——蘇共垮台經驗教訓思考之二(2/6)

十月革命搞錯了。很多蘇聯人相信，如果不用暴力革命破壞原有社會結構和秩序，使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情況可能會比現在好得多。這是個十分有“鼓動性”的說法。如果此說成立，那麽所有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在“掙脫了資本主義發展最薄弱鏈條”國家中所發生的革命，便要統統受到懷疑。二十世紀的革命合法性將大大受到質疑。

由此可見，曆史問題和現實執政合法性的聯係，是多麽緊密而又不易剝離。曆史決定現實；現實又牽連曆史。

除去革命合法性問題外，黨在執政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是社會理論意識形態中極為敏感的部分。如果處理不好，它也將嚴重擾亂人們對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認同。

在蘇聯，斯大林犯下的錯誤是嚴重的。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其實也錯誤不斷。這些錯誤不但使蘇俄革命合法性問題又被翻了出來，而且導致蘇聯政治和社會走向困境。諸如“大清洗”、“集體化”帶來的大量人口死亡、“卡廷森林案”、“醫生謀殺案”、“失敗的西伯利亞開發”、“卷入同美國的競爭”、“入侵阿富汗”，以及七十年代後長期經濟停滯等等。這些蘇共執政中的錯誤和問題，是曆史存在，必須有人來為它們承擔責任。不管動機如何，人們對執政黨所犯錯誤的觀感和態度，都是負麵的。如果你承認由共產黨執掌政權的國家是在實行政黨政治製度（它是作為皇權與極權政治製度的對立物出現的），那麽嚴格說，執政的共產黨，就必須準備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黨的錯誤越嚴重，它要付出的代價也越多，直至失去執政地位。這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運行規律。我們不必諱言。

事實上，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某些人對共產黨曆史也頗多說法，對中國革命合法性的質疑，對中共執政中出現錯誤的負麵議論等等，都是客觀存在的。盡管，中國現今的發展使得這種負麵議論和質疑缺少市場，但曆史問題仍然不可能在人們記憶中隨意消失。社會意識的多元化，也使各種傾向的思潮得到了擴散空間。例如，關於中國近代以來革命與改良的問題就成為一個文化“熱點”，許多人都在爭先表現這個題目。而所謂“告別革命”說，其實同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蘇漢諾夫提出的懷疑十月革命合法性的觀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必須承認，目前對理論意識形態的處理問題，要比以往複雜、尖銳得多。

對中共在曆史上所犯過的錯誤，特別是1957年以後曆次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人們的議論會更多。例如對反右運動；對大躍進運動；以及對“文革”中出現的更大範圍的政治內亂，人們當然不會沒有看法，當然不會輕易忘記。

無論是申明自己的觀點，還是暫且不說而保留它們，都是一種社會存在。雖然，在表麵上看，對曆史問題的認識本身，並不具有特別大的能量。但如果它同某種社會變動結合起來，便有可能“觸發”“鏈鎖反應”。在蘇聯“八九”前後出現的“公開性”中，曆史問題同政治問題結合在一起，曾掀起過破壞性十分嚴重的社會潮流。

因此，與其說曆史學家、黨史學家的政治責任非常重大，還不如說掌握理論意識形態宣傳權力的執政者，更需要科學、合理地解釋曆史，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這一方麵，我們有必要接受蘇聯留給我們的教訓。而這教訓中最致命的，就是應該勇敢正視自己的錯誤、客觀地分析犯錯誤的社會曆史原因。

其實，列寧曾特別指出過：“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可惜，列寧的後人並沒有使自己變得“鄭重”起來。事實是，蘇聯黨在取得革命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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