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中共黨史研究雜談三則(3/6)

個“交叉”地帶作出成果。因為，中國的政治體製，使她的外交根本無法離開國內的政治經濟變動。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從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發生的。不懂得國內政治經濟變化，就無從解釋中國的對外政策。在這個意義上，“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由此說來，我們習慣使用狹義的“中共黨史研究”，與美國的實際狀況並不對題，同時也限製了自己的眼界。我們常說，美國人的研究視野比較寬闊。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在素質上“優”於我們，而是他們的學術訓練，一開始就設置得比較寬。他們的“中國研究”，範圍幾乎是“無限”的。例如對中國社會各層麵的考察，如婦女研究、民族研究、農村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等等，一無畛域。在美國，你要想當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或者說，你要能在“中國研究”領域裏混口飯吃，就必須“玩命”拓展你的研究範圍。這種“功利”性，可能不為我們東方人所齒，但它在事實上卻促進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相比下來，我們雖然“不愁衣飯”，可卻有“螺螄殼裏做道場”的味道，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如果我們隻在傳統的“會議式”、“文件式”的黨史研究上下功夫，就當然拿不出“世界性”的學術成果來。甚至很難同外國研究者進行交流。

說到底，中國學者對中國的事情最有發言權。中共黨史學者的“學術資源”也最為豐厚。關鍵在於我們要發掘材料、研究材料，在更為廣闊的時空範圍內思考問題。如果回到本題，我要說的是，不要再使用“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的說法，因為它既“文不對題”，又過於“經驗”或“狹隘”。我們國內“正統”的中共黨史學者，應該擴大自己的眼界，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把研究的著眼點，轉到範圍更為廣闊的“中國研究”上來。無疑，這是現代學術潮流要求於我們的。

二、近年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點滴談

為了照顧習慣，我在這裏還是沿用“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這個概念，“糾錯”留待以後。

去年，我同另兩位同誌合作，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近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共黨史管窺》，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說實在話，寫這樣一篇文章的工作量，要比普通文章大幾倍：搜集外文材料、閱讀它們、進行研究和歸納，然後再敷衍成篇。畢竟，我們讀外文要比讀中文困難得多。

這篇文章之所以稱為“管窺”，是因為我們對所搜集材料的完整性，沒有很大把握。僅美國一家，近十年來發表的有關中共或中國研究的文章，就可用“不可勝數”來形容。我們知道自己是掛一漏萬。但即使如此，我們參考征引的文章和著作，也還是相當可觀的。從文章看，我們實際認可了“當代中國研究”這樣的概念，即有關中國各個層麵的研究，都搜羅在內了。但這畢竟還是不完整的，甚至隻是線索而已。關於文章所涉及的內容，這裏不重複。有興趣者，可看雜誌。

這裏“雜談”的，是我對美國的中國研究和中國問題專家們的點滴觀感，既涉及人，也涉及機構，多少帶一點“動向”性質。

首先，從狹義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概念看，稱得上是專家的美國人，寥寥可數。如果把話反過來說，在美國，甚至在世界上，真正“鍾情”於中共曆史研究的人，少之又少。馬若德（即麥可法誇爾）教授曾經對我說，他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真正研究中共曆史的人之一。據我的觀察，他的說法不算虛妄。這就是說，他們幾個人的研究對象，主要地是放在中國共產黨本身，而不是“相關”或“相聯係”的問題上。前文說過，馬是費正清的學生。他本人是英國籍，長期在美國哈佛大學執教，出任過費正清中心主任。現為哈佛大學政治係的主任，是美國有影響的中共問題專家。他青年時在哈佛求學，之後回英國，一度出任英國工黨議員。他的這種政治經曆，對他格外關注中共曆史的學術方向產生了影響。他基本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中共曆史的。他特別喜歡用政治鬥爭、政治派別的思維模式，來建立自己對中共曆史的研究框架。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就充分體現了他的這種思想觀點。直到幾年前，他還在哈佛大學開“文化大革命”的專題課。聽者不絕盈門。而回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的這個講座，因為參加學生眾多，甚至轟動了美國學界。這是一位執著的中共問題研究者。他的著述，基本是圍繞中共問題進行的。

另一位中共曆史的執著研究者，是瑞典人邁克爾?斯可恩海爾斯（MIC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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