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中共黨史研究雜談三則(2/6)

。戰爭使關於對手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曆史的研究有了必要。如二戰中美國對日本的研究，冷戰時期對蘇聯的研究，朝鮮戰爭時期對中國的研究等等。開始，這種研究是從訓練語言人才入手的。因為戰爭需要破譯敵人的密碼。而密碼的破譯，則需要通曉敵方語言的人來操作。美國在四十年代通過了《國防法案》（NATIONALDEFENSEACT）。規定對六種關鍵性的語言培訓撥款。中文即其中之一。由此，用於中國研究的款項也源源不斷。盡管這種語言培訓後來漸漸演化為社會性研究，但這種研究已不可能再走“漢學”研究的道路。它是一種地域性、帶有現代需要的研究。

這其中一個開拓性的人物，就是費正清（JOHNFAIRBANK）。費正清可以說在兩個方麵使美國的中國研究“現代化”了。其一，他使中國研究成為與現實密切相關的學科；其二，他強調研究中國一定要研究中國現代史。從這一意義上說，費正清是“漢學”與“中國研究”兩者之間的“中介”。費正清自己的研究，即從曆史開始。他用湯因比的“挑戰應戰”說，來觀察整個中國曆史，特別是近代史，提出了中國曆史的“循環論”。在其晚年，他將研究的興趣指向了新中國，且著述不斷。他的最後著作，就名為《中國新史》。

費氏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的學生。這些學生現在已是美國或英語學術界卓有影響和建樹的人物了。盡管，學生們不太同意老師的理論，後來用“中國中心說”取代了他的“挑戰應戰論”、“曆史循環論”，但他們仍是費氏中國研究的繼承人。像傅高義、馬若德、柯文等等，都秉費氏的衣缽而建樹了自己的一套學問。費氏的中國研究，蔚成學派。他們強調的是，以多學科和多角度來對一個地域進行考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等等。中共的曆史和人物，隻是這種多學科地域性研究的一部分。例如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國共產黨和毛的起源》（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實際就是寬泛概念“中國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就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整體的特殊性所進行的研究。它提出的中共“異端”說，即認為相對於蘇聯等所謂正統的共產黨說來，中共是“非正統”，從而表現為“異端”的結論，產生於對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所與生俱來的社會特性的考察。從根本說來，這是一個社會性的研究，而不是我們概念中的“中共黨史”。他的這個結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人對中共的認知方麵，具有廣泛影響。

說到這裏，我們大約可以對“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這一概念，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判斷了。說到底，它隻是流行於美國（現在是世界性的說法）的“中國研究”的一個部分或一個方麵。即使有人專門做所謂的“中共黨史研究”，他在美國人那裏，其實也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而不是我們概念中的“中共黨史專家”。從學術體製上說，他們沒有“中共黨史”這樣一個門類。這在美國，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在對象上，西方人對中共執政之前問題的研究，有些類似於我們的“中共黨史”，那麽，對於1949年以後中國諸問題的研究，則突出表現為對“國家”的觀察，而不單是“黨”的活動了。這種現象，有點像我們至今也沒有完成的，在學術規範上對“黨史”和“國史”的區別。

例如，對新中國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研究，數量就非常大。就其專業類別而言，它們更接近於經濟學。因為它們多是在闡述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時，利用曆史所提供的例證，而非曆史本身。這往往同我們黨史學者有“隔行”的感覺。但無疑，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是值得我們深入了解的。又如，中外關係的研究，特別是中美雙邊問題的研究，是美國學術界持續性的熱點。有時，它甚至成為當代中國研究中最“搶眼”的課題。在實質上，中美關係或中國對外關係，既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又是國際政治學者的關注對象，處於“交叉”的邊緣地帶。雙方都在“搶占”這一塊領域。關鍵是看誰掌握的“學術資源”更多。在史學和國際政治學者相交的這個點上，還時常出現史學方法和政治方法的齟齬。這當然並不奇怪。問題在於，國內的中共黨史研究者，往往過於拘泥，對這樣的課題參與不多，似乎這隻是國際政治學者要做的事情。結果把一大塊“陣地”留給了別人。其實，國內的中共黨史學者占有極大的學術資源，應該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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