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中共黨史研究雜談三則(1/6)

“雜談”之謂，經見於文學作品類，不大為我黨史專業者用。或謂其隨意，有調侃嫌。蓋靈活有餘，而嚴肅不足。幾年前，於光遠先生曾提出，應在黨史刊物上辟一“故紙堆”欄目，專門介紹散見的黨史資料、黨史文物。後來龔育之先生也有《大書小識》問世，十分精彩。我以為，兩位前輩實際在提倡一事一記、有質有文的“小作品”、“散文章”，使黨史研究活潑起來。

本文寫成“雜談”，實在是個意外。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和福建省委黨校聯合舉辦“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新進展”學術研討會，安排我作“國外研究中共黨史新進展”的發言。慚愧的是，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係統考察過國外中國研究的狀況了。因而，實在難談“新進展”。情急之下，便謅出這篇“非鹿非馬”的東西來。成文之後，視之以友人。友人說，你這個東西入不了“正流”，隻能叫“雜談”。這一下倒給了我啟發：黨史不能老是“板”著麵孔，需要一點“雜談”才好。

下麵就是我的三則“雜談”。

一、關於“漢學”、“中國研究”以及“國外黨史研究”的區別

首先，我要質疑“國外中共黨史研究”這樣一個概念。實際上，外國人對中共曆史的研究，圈子十分窄小。套用胡傳魁的話，是“攏共隻有十幾個人馬，七八條槍”（總共不出幾個學校、幾個教授）。圈子既窄小，數量就有限，且在既定概念上同我們並不“接軌”。這是中外學術體製不同帶給我們的差異。本則“雜談”，即想考證一下這個問題。

通常我們所說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國。美國的“中國研究”人數最多，機構最多，經費也最充裕。但真正研究中共曆史的人，寥寥可數。所謂“中國通”（CHINAHAND），大多不是專門的中共黨史研究者。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研究興趣。其研究的目的也不同。既然如此，我們如何來解析美國的“漢學研究”、“中國研究”以及“中共黨史研究”這三種說法呢？（因題目所限，這裏不談歐洲、俄羅斯、日本和澳洲。那裏倒是有一些比較“正統”意義上的“中共黨史研究”者。）

在我看來，“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這個概念，可能是我們國內學者“創造出來”的。在美國，並沒有“中共黨史研究”這個專業。比較規範的說法，其實隻是兩種：“漢學研究”和“中國研究”。“漢學”研究似乎好理解。它更“古董”氣一些。麻煩在於，在“中國研究”之外，又出現了一個“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而且，它們常常是被我們“混用”的！這就需要我們先對學術概念做一個辨析。

“漢學”（SINOLOGY），在英語國家中是有它特殊含義的。從詞義上說，它應是專門研究中國的學問。涵蓋範圍應該很大，把舉凡中國的一切研究，都包含在之內。但是，在英語世界中，“漢學”實際被定義化了，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中國研究”有很大的區別。在內涵上，它類似於諸如“埃及學”（EGYPTOLOGY）這樣的學問。杜維明教授說：漢學的“重點在研究世界上業已消失了的文化，並力圖恢複其曆史原貌，所以傳統漢學是一門專業性很強且又十分冷僻的學問，所需基本功難度極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變文的發現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漢學界的大事情）方麵的原始資料，而且語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漢語外，還要掌握多種極難解讀的語言，如蒙文、滿文、西夏文、鮮卑文等。從事這種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貴族家庭，沒有經濟考慮，投畢生精力精雕細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會長期資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沒有現實性，不問家國天下事，是一門純粹的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是否有“純粹”之說，這裏姑不論。可“漢學”研究的確不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研究”，當然更不是“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則可以定論。這裏的關鍵，在“完全沒有現實性”這幾個字。即它是徹頭徹尾的“古董”型學問。如果說得形象些，它與“中國研究”之間的不同，或可比喻為我們“古代史專業”“古文獻學專業”與“中共黨史專業”的區別。但“漢學研究”在西語世界中源遠流長，它在研究指向和研究對象上，給後來的“中國研究”以隱性影響，則也是肯定的。人們對中國的興趣和探問，都可能從這個艱深的學問上得到引領。

現在我們最常說的“中國研究”，卻不是為研究“古董”而創設的。它在美國出現的時間，準確說是二戰之後。它的起源，是戰爭中的“敵情研究”。所謂敵情，是針對著戰爭對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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