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國學者的讀和寫(2/3)

們的拚音文字有關。記得“托福”考試材料說，中國人經過訓練，最快速度每分鍾能讀210個詞，而美國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可以讀到400個詞以上。可見，對方塊字圖形結構的辨認，在技術上要比辨認拚音字母複雜。但是，從根本上說來，人是讀書的主體。要是人懶於讀書，就是有再高的技巧和便利，也於事無補。這就是說，書讀得快慢多少，根本取決於讀書人的需要。對於一個想做學問、並且是想作出新創造新建樹的學者，他隻能盡最大力量讀書，否則，他就會漸漸地在“職業讀書人”中黯然失色，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淘汰。這就是讀書快的人的基本動力。

可是，在正常情況下，讀書速度與寫書速度似乎並不構成正比關係。也就是說，讀書快不見得寫書也快。這個道理其實也簡單。如果你寫的東西不是重複別人而是創新，如果你想發別人所未發，那就一定要在最大量地研究別人已有成果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新看法。而這樣做就需要調查、思考。因此，西方學者對“文獻綜述”這樣的工作，大都非常認真。對他們說來，這是不能缺少的基本功。

一般說來，美國學者的著作周期並不短。原因是，要完成一部專業性很強的著作，就必須做大量的工作，盡可能將本領域的相關文獻搜羅幹淨，然後才可能下筆。特別是在曆史學這個行當裏，材料的搜集非常艱苦，不是短時間所能完成的。這就決定了它隻能是個“慢功”。如果讀者在新著中既看不到詳盡的注釋(這種情況幾乎沒有，因為在西方現存的學術規範中，沒有詳盡注釋的書稿是不符合出版要求的)，也沒有發現新觀點，那麽它的聲譽會受到極大的損害。

正因為如此，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一般是相當“費時費力”的，特別是那些為奠定自己學術基礎的著作，要花費相當的時間去“研磨”、“打製”，方敢拿出“麵市”。在西方史學圈子裏，很難想象年輕學者在短時間內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是在學術研究規律上不可能；二是在無形的學術氣氛中會受到約束。當然，造詣很深的“大牌”學者會有很多著述，但那是在多年積累之後才可能完成的。一般說，年輕學者從他們畢業(即獲博士學位)到出第一本自己的代表作，要3至5年的時間。然後在本領域的研究可能周期短一些，約在2至3年，這還是在他們的言論尺度與材料搜集的限度均較寬泛的條件下而言的。我查了一下，MacFarquhar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出版於1983年。而第三卷直到1997年年底才出版，其間曆經14年。當然不是說在這14年中他別的什麽都沒幹，專門從事第三卷的寫作。但至少說明他在搜集材料、研究問題上極盡周章，不到有把握的時候不把成果拿出來。記得別人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MacFarq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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