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友人的真知與灼見——訪原美軍赴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先生(2/5)

是一種類似於觀察員式的工作。他的任務是把自己對於中國戰局的發展、中國各政治力量的狀況、中國未來前途等等問題的見解，向美國的國務院作出報告。由於謝偉思先生諳熟中國語言文字，能較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發現隱藏在外部表象後麵的真實，因此，他提出的報告往往直言不諱，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是抗擊日軍的主要力量。這個政黨是有生氣、有遠見的，她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是蘇聯人的傀儡，而是具有勃勃活力的，真正有前途的革命力量。

他的這些結論，自然有忤於美國國內一些“大人物”的看法。1945年4月，他被赫爾利調離中國。6月，因涉嫌所謂的《亞美》雜誌間諜案而被捕。但是，大陪審團終以20∶0否決了對他的指控。然而更不幸的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由於冷戰的原因，美國國內右派勢力甚囂塵上，他們把所謂“丟失中國”的“罪名”加在謝偉思等這些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國工作、對中國狀況作出過正確反映的官員們身上。參議員麥卡錫操縱國會調查委員會，對謝偉思等人橫加迫害。1951年9月，國務院竟在調查結論無罪的情況下，辭退了謝偉思的公職。這使這位職業外交官的生計陷入了困境。他為此不得不到紐約一家蒸汽機製造公司謀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國輿論一直這樣評論：謝偉思是麥卡錫當政的那個美國曆史上最黑暗時代中受到最嚴重傷害的人。如果政府早些聽了謝偉思的意見，如果美國當時對中國及其共產黨采取現實的政策，那麽，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朝鮮戰爭，戰後的中美關係也可能會大為改觀。

我同謝偉思先生的交談，自然要從他參加迪克西使團前往延安，以及在此前後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觀察開始。在我們的攝像機麵前，先生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唯一遺憾的是，先生已經不能直接操漢語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先生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在史迪威將軍的指揮下，在中國戰區積極作戰。但他們越介入中國戰場，就越需要了解中國的軍事、政治狀況。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院於1943年派出數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將軍的司令部做情報工作。先生告訴我，他便是這些外交官中的一個。

先生接著說，當時他所負責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中共駐重慶辦事處之間進行溝通，而主要任務是同周恩來先生進行接觸。先生說，隨著戰爭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感到華北敵後戰況的重要。我們向蔣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搜集和研究那裏的戰況和情報，但都遭蔣拒絕。直到1944年6月，華萊士副總統訪華，對蔣介石施加了壓力，蔣才最終同意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們在重慶組成了觀察小組，我作為政治觀察員加入小組，負責對政治事務方麵作出報告。

先生說，當我們到達延安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中共方麵安排了很多次報告會，由各個地區的軍事負責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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