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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介紹情況，使我們了解了很多關於華北戰場的最新發展形勢，以及遊擊戰的真實情況。我們還曾派出小組前往作戰地區，如晉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進一步接觸戰場實際。
謝偉思先生不無感慨地告訴我，當時他們得到的一個很深印象就是，華北敵後在很多方麵與重慶不同。人民支援軍隊，也擁護他們的領導人。人民是同八路軍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延安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這裏人人平等，沒有通貨膨脹，很少官僚主義，人們隻是在為擴大根據地，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戰鬥。在延安，中共領導人普通得就像戰士。毛澤東經常隻帶一個衛兵，在延安城裏散步。他有一次在河邊就這麽碰見了毛澤東。毛澤東經常參加群眾活動，平易近人。總之，在延安，人們充滿信心。他們相信，中共早晚會成為執政黨。這給美國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然而，在重慶，情況則完全不同。那裏的人們完全是被動的，人們沒有自己的遠大想法，隻是在那裏等待著返回南京，返回上海。在國民黨統治區，幾乎沒有什麽可以給人以新奇印象的東西。他們就是向盟軍要物資、要更多的飛機，要一切所能要到的東西。先生說，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延安人總是向我說：“有辦法，有辦法”（謝偉思先生說這兩句話時使用了中文）。他們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從日本人那裏繳獲。戰鬥越多，獲取的也就越多。他們沒有抱怨，沒有令人生厭的討價還價，甚至沒有什麽要求，他們總是充滿了樂觀。
講到這裏，謝偉思先生向我透露了他當時形成的一個重要想法，那就是美國人應該真誠地同八路軍、共產黨合作。同時他也有責任向美國的決策者和一般人宣傳延安的情況。有興味的是，謝偉思的想法事實上同我們黨的見解一致，在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同他的談話中，都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下麵是謝偉思先生有關這一內容的回憶：
那時候，外國人並不了解八路軍，也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共和八路軍隻在華北一隅，大多數外國人不能到達那些地方，因而也就不了解他們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我當時和其他幾位觀察組的成員都特別關注在日本人被打敗以後中國事態的發展。我越來越相信，中共在戰後的中國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們有更強大的力量，控製著更廣大的地區和人民，他們比在江西的時候要強大得多。在延安我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劉少奇的多次談話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們很想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得到美國人的支持，以及在戰爭結束後，在經濟方麵與美國人合作。特別是他們向我解釋了他們在打敗日本人之後將要實行的政策，希望在戰後能得到外國的援助。
我認為，那種說中共隻是依賴蘇聯，是蘇聯的傀儡的說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實上，中共很了解蘇聯在戰爭中損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資來支援中國進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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