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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
講到這裏，我注意到謝偉思先生語調中帶著很濃重的感歎和遺憾。作為曆史當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種情感，他所表現出的那種深深的無奈，是很容易讓人捕捉到的。
先生繼續對我說，當時我們的見解很難達於最高層。然而我們都是那些事實的真正見證人。中共和八路軍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戰鬥中得到迅速發展，他們是充滿生機的力量。我剛一到延安，毛澤東就在一天夜晚的聯歡會上對我說過：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們，當然，你們也想更多地了解我們。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後來，在棗園，毛澤東曾與我進行過長談。他直率地向我談起我們之間的關係，同時詳盡地向我解釋了中共的政策，解釋了他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並展望了戰後形勢的發展。我強烈感覺到，他為了進行中國的建設，確實希望同美國進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而當時我所能作的，隻是向他解釋，我僅僅是一個觀察員，我沒有授權闡述我們的政策。但我還是告訴了他，重慶那些人，對此會是無動於衷的。
聽到謝偉思先生這些真實的講述，我自己心裏也升起一種對曆史的莫名的遺憾。的確，如果像謝偉思先生這樣一些當時隻是下層官員但卻握有真知灼見的人，能受到美國最高決策者的重視，那麽戰後中國、遠東甚至在更大範圍的曆史時空中，將會出現多麽不同的狀況和結局！人們常常會提到政治上的“短視”。我想，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美國決策者們在這裏可能犯了一次最大的“短視”性錯誤。當然，曆史總是偶然與必然的交織。在“短視”的後麵，有著深刻的曆史必然。這裏邊的道理既有意識形態的，更有不同階級、不同立場和曆史限製性的因素在發生作用，而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得清的。但我想，至少我們在回顧曆史時應記住它們；在有餘力的時候，仔細地研究它們。在交談的最後，謝偉思先生又應我的要求對中國的抗日戰場進行了簡單的評價。他說，無疑，八路軍給日軍造成重大困難。他們迫使日軍在華北的廣大地區建立封鎖區。日軍不得不沿鐵路線部署重兵，建立據點，以保護鐵路的暢通。日軍不得不花費很大精力，用很多兵力去維持整個占領區。事實上，是中共吸引了日軍的大部分注意力，將它們牢牢拖在了戰場上。中共發動的多次戰役，給日軍沉重打擊。
這時，時鍾已經指向12時。在言猶未盡之中，我們不得不起身告辭了。對堅持下樓為我們送行的謝偉思先生，大家都感到卻之不恭，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老人在心理上是極其頑強的，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被人視作“老人”。我們衷心祝願他健康長壽。但我們更知道，老人講述給我們的那段曆史，老人在那個風雲際會的時代中，以自己的正直，以自己準確的判斷力而獲得的真知和灼見，是永遠不會被歲月磨洗去的。這將作為中美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一頁，鑒往知來。
（本文發表於《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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