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門使團”北上始末(2/6)

內容，李高興地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並要黃啟漢陪同上海和平代表團去北平，擔任聯絡工作。

在黃啟漢還沒有返回南京之前，1月27日，李宗仁即致電毛澤東，言稱：“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麵已承認可以此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均可以談判中商討決定。”隨後，李宗仁為試探中共對謀和的反應，策動京滬一帶的教育界領袖和社會賢達名流，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由南京人民和平促進會組成），成員有邱致中、吳裕後、曾資生、鄧季雨、宋國樞、夏元芝、吳哲生、苗迪青、劉達逵、黃諾等。

2月6日至11日，該代表團以私人資格來到北平。所謂“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不過是被蔣介石查封的“中國人民和平策進會”的成員，知名度並不高。中共北平市委的接待人員將代表團送到六國飯店。晚上還設宴款待，葉劍英主持了宴會。代表們對此深感滿意。

第二天，根據中共安排，代表團成員在飯店裏寫各自的意見。8日，雙方整日進行分別談話。邱致中等在書麵意見中強調：李宗仁求和心切，中共可利用李蔣矛盾，則兵不血刃即可獲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及非蔣係的軍隊。待聯合政府成立，明令討伐蔣係軍隊及其占據之三五省，必定所向披靡。

但是，代表團成員明顯對共產黨及其革命到底的決心缺乏了解。吳裕後等在談話中提出：若和談不成，國民黨內開明分子願以長江為界實行分治，貴黨用武力擊敗國民黨，則國家僅有之建設基礎勢必全部被毀，加重貴黨建國之困難。而代表團提出的所謂“和平談判綱領”甚至主張：政治協商會議應由國共兩黨及中間黨派、民意機關、人民團體和社會領袖六方各出六人組成；聯合政府亦應由上述六方共同組成，主席應由社會領袖擔任，副主席由國共各派一人擔任。

綜合8日代表團成員的談話及書麵意見，彭真與葉劍英兩人9日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說，代表們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主張利用蔣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過和談接收舊政府，便利控製全國和得到國際承認；第三，和談成功，至少西到宜昌，東到上海，都可解放，蔣介石隻剩下台、贛、閩、粵四省，容易解決；第四，和談策略應注意輕重緩急。我們隻表示了善意的歡迎，均未表態。

對此，中共中央複電強調：“代表們……是真正代表美國和桂係的意見，在這些方麵你們不要表示態度。但你們可向與桂係有關的代表暗示，隻要桂係今後站在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及能達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們是不會拒絕他們的。”葉劍英通過電話向代表團轉達了中共中央的這一態度。

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返回南京。14日，李宗仁再次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接踵而至。

關於“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組成，國民黨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員選擇上頗費心機。1949年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到上海，對上海賢達一一拜訪，希望他們能以私人資格去北平，作為政府與中共之間的協調人。

經過縝密篩選，幾位在上海灘聲望高、在國民政府中資曆深的人士走進李宗仁的視野。顏惠慶，曾任北洋政府外務部次長，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國務總理並攝行大總統職權等職。李宗仁決定讓他出任代表團團長。

章士釗，清代秀才，湖南長沙人，是一位有聲望的教育界人士。

江庸，名貫申城的大律師。辛亥革命後，曾任南北議和隨員，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長，司法部總長，修訂法律館總裁，北京政法大學校長等職務。1948年7月任司法部大法官。

銀行家陳光甫，擁有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無數個“第一”，在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共產黨試圖與陳光甫建立聯係，希望能通過與之交談把握經濟方麵的建設思路。李宗仁得知這個消息後就將陳列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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