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村定大政(3/6)

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準了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關於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軍事集團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全會還通過了《關於軍旗的決議》，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為紅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原擬提交全會討論的共同綱領草案，因內容不能適應發展變化的形勢，需重新起草，未列入會議的議程。3月8日，因為是國際勞動婦女節，大會休會一天。中央直屬機關在西柏坡召開了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大會，中央婦女委員會主席蔡暢在會上講了話。她回顧了中國革命走過的28年的曲折曆程，歸結到一點就是，中國革命今天能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除了前方將士英勇善戰，解放區人民積極支援，全黨艱苦奮鬥之外，主要原因是有了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解放區婦女為奪取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她號召解放區婦女繼續努力生產支前，把勝利的旗幟插遍全中國。

毛澤東向全會所作的工作報告，是七屆二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麵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麵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於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

毛澤東的報告，是一篇建設新中國的綱領性文獻，也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隨著革命戰爭勝利進程的發展，中共中央就為創建新中國進行著積極的準備。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為此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就構成了他在這個報告中的重要內容。

毛澤東在報告中關於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麵將采取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既有毛澤東個人的思考，也包括黨內其他領導同誌的研究和探索。上述這些問題的基本原則，雖然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已經提出來了，但到七屆二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在為創建新中國的準備過程中，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探索，認識上向前發展了，理論、政策更係統化了。例如，在黨中央醞釀和討論如何組建新中國的人民政權的過程中，毛澤東進一步闡明了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和構成形式，即國體和政體。他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製度”，“又叫‘蘇維埃’，又叫‘大會’，就成了‘大會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取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製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和三權鼎立等。”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作了更為準確的表述，並據此提出了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方麵將采取的基本政策。

關於新中國經濟建設指導方針，毛澤東在1947年12月陝北楊家溝會議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大經濟綱領和新中國的經濟構成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劉少奇、張聞天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和社會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內容。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闡述了新中國的政權性質之後，他說：“我們的社會經濟呢？外麵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做了係統發言，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由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等四種經濟成分構成，認為上述各種經濟成分，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劉少奇在發言中說：“分析這些問題，其目的在於發現社會經濟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後，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是無產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我們的政策也就應該從這種基本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