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名義關稅高,但關稅豁免率遠高於拉美,導致實質上的關稅保護並不高。
另一個觀點又提起,美國關稅因為豁免導致了差異化,這是它發展的動力。
這兩個思路看似不矛盾,但這具體問題上是矛盾的,如,既然認為高關稅保護了落後的手工紡織作坊,那麽在發展現代紡織業上,是否應該采取高關稅呢?
這就觸碰到了這個問題的核心,是與否是回答不了經濟問題的。
在塞大帝看來,隻有從更廣闊的框架去看,才能夠解釋這個問題。
美國的關稅史其實分界是很明顯的。
一個是以1790年為界,之後是高關稅時期,持續到1830年左右,到1840年時,關稅已經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1865年左右,高關稅重啟,到1910年之後,關稅又開始下降。
另一個是1750年為界限,之前的殖民地時期,美國關稅稅率很低。
那麽,美國在1750年之前,1790年,1865年,分別是什麽樣的經濟水平呢?
實際上我,美國早在1775年,也就是美國剛剛獨立的時候,已經是頂級發達國家,僅次於英國。
更早一點,美國早在殖民地末期,也就是1720年之後,美國就已經從各國國家糾纏的經濟發展曲線中脫穎而出,緊隨英國成為了第一梯隊,此時法國德國與拉美交織在一起成為了第二梯隊。
1800年之後,法國德國又甩開了拉美,成為了單獨的第二梯隊,拉美又成為了第三梯隊。(便於說明,直接使用美國和德國)
1790年美國人聲稱的“關稅保護幼稚工業”,實際上一點也不幼稚,因為關稅保護之前的美國人均產出大概已經是世界第二了。
換句話說,美國關稅保護是在“已經形成巨大相對優勢”的前提下進行的,而拉美的高關稅在1830年之後,是在相對落後的條件下進行的,那麽得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樣是很正常。
美國在快速發展的殖民地時期,並沒有很高的關稅水平,而拉美在落後狀態下采用了高關稅並沒有帶來工業大發展。
從實證來說,在相對弱勢地位的條件下,高關稅並不是一劑良方。
從邏輯來講,後發市場的發展,最重要部分是引進外資。
無論是1950某個東方大國引進蘇聯外資還是1980引進美日外資,邏輯上都是引進外資,帶來領先的技術推廣和先進的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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