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這一次，律師也沉不住氣了：“梁小姐，你什麽都不說，不僅對你不利，也會傷害到為了證明你的清白而努力的人們。我雖然不知道你三緘其口的原因，但你應該想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帶著孩子從三亞趕過來了，他們每天以淚洗麵，都不相信你會做出這種事。如果被判刑是你想要的，那你的家人就得承受別人的指指點點，你覺得你的孩子能戴著他媽媽是殺人犯帽子健康成長，你的父母能戴著女兒是殺人犯的帽子安享晚年嗎？”
律師的話讓我麻痹的神經有所緩解，我想了想後，說：“你轉告葛言，他不是很有錢嗎？那就請他幫我爸媽和孩子移去精通華語的國家吧。去了那種地方，語言對他們的影響不會很大，又不會有人知道我的事，這就挺好的。”
律師還想說什麽，但我無話可講，提前結束了對話。
後來律師又來見了我幾次，說原告要主張我死刑，若我還是默認罪行，那很可能會真被判死刑，畢竟這件事鬧得很大，社會影響很惡劣。他讓我好好考慮一天，若明天我還是不開口，那他會放棄替我辯護。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的我可謂四麵楚歌，但還有真正關心我的人想破頭皮的想救我，我是想認罪，想贖罪，可這對我的家人、朋友們也不公平吧？
我的想法第一次起了動搖，在經過一夜的糾結掙紮後，我還是決定說明當天發生的事情。至於償還有多重方式，不一定要采用這種極端的作風。
律師第二天來見我，我把當天發生的事詳細的告訴了他。
我邊說律師邊記錄，記錄玩後律師翻看記錄：“洪秧打電話給你求救，你趕過去救她的事能說得通，畢竟有你們前後出現在醫院和到達頂樓的電梯視頻，再加上她摔下去時，你披在她身上的外套也掉了下去，這更能證明你是在幫她，而不是救她。”
我點點頭，律師繼續說：“我調取了她的病曆，她產後得了躁鬱症，還有抑鬱，住院期間打過好幾次鎮定劑，出院時也開了緩解精神問題的藥物。這能證明她是精神出問題後，受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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