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英國人赫伯特·斯賓塞借用了達爾文的觀點，認為社會發展的規律同生物進化的規律一樣，也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人們的素質不同，強者富有競爭力，善於適應環境，因為能夠成為社會的統治者和有產者。弱者由於無能及懶惰而喪失競爭力，不能適應環境，隻能變成貧窮的勞動者。強者榮華富貴、弱者貧賤枯槁都是社會進化中的必然現象，這是自然“嚴厲的懲罰”。因此斯賓塞強烈反對社會福利政策，他認為窮人要麽上進、要麽自我消亡。決不能人為地把那些最不會生活的人保留下來。
斯賓塞的觀點摒棄了道德原則，包括人類的憐憫、善良這些美好的天性，而隻留下了人類殘酷、暴虐的一麵。照自然選擇來講，斯賓塞的道德觀，無非是一事成而萬事成。
這樣的做法非常不人性，卻非常符合自然規律，在老鼠烏托邦實驗中處於社會奮鬥期和快速增長期的老鼠非常好鬥，年輕老鼠的數量占據了大部分，雖然水和食物完全能夠滿足每一隻老鼠的生存，但是這些老鼠還是會相對集中在資源較多的區域。占據主導地位的公鼠獲得了更多的交配權，因此後代數量也是最多的，而那些處於次要地位的公鼠基本沒有交配權，也就幾乎沒有後代了。
這與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差不多，頂層男性妻妾成群，底層窮人餓死在街邊，杜甫有詩寫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窮人要麽上進，要麽自我消亡，當時承擔社會福利的主要是寺廟和部分民間組織，而窮人上進的路非常有限，一個是考科舉，另一個就是做宦官。漢、唐、明朝的宦官集團勢力之大甚至將正常男性組成的官僚階級給打壓了，這些宦官就是上進的窮人，不窮到沒活路了誰會做那種手術。
這些宦官想取代階級固化的官僚階級，官僚階級肯定不願意，在“士人”大罵“閹狗”的時候，也不知他們有沒有注意到社會底層的福利做沒有。
食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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