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公共場合，共同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共同利益與生而自由是並列於人權宣言第一條裏的，摘花肯定有人會阻止，阻止的人當時想的是什麽？
在盧梭之前公共意誌的觀念在法國的哲學文化中沒有訴諸政治合法化，我們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自由，又或者是說損公肥私的行為，革除腐敗、精簡組織也是大革命的碩果之一。
曆史上的拿破侖恢複煙草稅是1810年，奧斯特裏茨打過了，特拉法爾加也打了，歐洲大陸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國，要準備一支那樣的遠征軍可不是一兩個月就能集結的。
他那個時候就開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隻有在陸上擴張，以當時歐洲大陸上的路況補給會跟不上的。
以戰養戰不僅對當地居民造成了災難，並且如果和俄國一樣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沒有任何補給的機會，最終騎兵也隻能殺馬充饑了。
若與盎格魯撒克遜製度相比較，英國的製度更奉行相反的邏輯，他們注重政府的權利與個人的權利協調一致，《穀物法》和愛爾蘭饑荒就是例子。
直白點的說法，盎格魯撒克遜製度更像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啟蒙思想和公共意誌在1789年突然決裂了，當時采納的意見是：法律是公共意誌的表現。
如果法蘭西有個無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誌、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卻沒有王冠，體現出來的是《人權宣言》：人人都可獲得幸福，社會差別隻能建立在公益基礎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靈活是力圖同共民的權利和自由協調起來達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張，比如波莫納用薩克利法來判決盜屍案，這不是絕對公正的，英國人沒幹怎麽賠禮道歉加賠錢呢？這是個衡平，如棄妻案一樣，被拋棄的妻子隻有房子，銀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兒？
嬌豔的花朵需要嗬護，美國人愛搞土地投機，法國大革命一掃等級和特權的時候，民法依舊關注著它以前關切的東西，拿破侖法典的基礎是民事習慣和君主頒布的法令，這些法律質料經過適當的編輯和本土化後依舊可以適用於魁北克，那裏沒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瑪麗安托瓦內特花園裏，坐在愛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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