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人家手底下做事,就不能不考慮趙頊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沒有換東家的可能,也有著日後重新來過的想法,王安石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再天子麵前提及此事,而是告病離去。
離開了相府,韓岡第二天,就離京返回白馬縣。
在他的地盤上,韓岡一邊處理著政務,一邊豎起耳朵聽著京中朝局的變化。也不出他的意料,王安石那個拗相公還是在苦勸不已。
且不僅是王安石,吳充、呂惠卿等一幹身居朝堂之上的臣子都沒有一個支持趙頊。理由很簡單,一旦割地失土,毀了名聲的隻會是他們這群實際掌握朝政的臣僚,那些元老重臣絕不會受到半點牽連。
吳充作為樞密使,給趙頊鼓勁:“周世宗擁一旅之眾,猶興兵抗虜。”
可惜趙頊卻說著:“五代之國,乃盜賊之大者,所以不惜其命。今日興事,須是萬全,豈可不畏?”
呂惠卿在旁幫腔:“陛下所言誠是。但譬如富者自愛其命,貧者不然。未必小國便不亡,為政須計較利害爾。為天下不可太怯弱!”
天子則回道:“契丹亦何足畏,但誰辦得用兵?”
誰也不敢拍著胸脯說一定能將契丹鐵騎阻擋於國門之外,即便有人拍著胸脯,也要趙頊肯信。
當趙頊對朝堂上的反對之聲全然不顧,又親下手詔給負責談判的韓縝,威脅道:‘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不可,萬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王安石終於放棄了勸說,上表請辭相位,遂了許多人的心思。
辭章初上,趙頊便當即駁了回來。接下來的半個月,辭章開始在相府和崇政殿之間來回往返。但世人都很清楚,王安石此次辭相,已經再無挽回的餘地。
從熙寧初年,新法逐步實施,到如今的熙寧七年將盡,六七年間,大宋的國力的確在一步步的強盛起來。換作是仁宗、英宗之時,絕無可能在西南、西北以及荊湖同時開戰,並且卓有成效。即便算上熙寧七年的旱災,王安石向趙頊交出的答卷也遠在合格之上。
但終究會有曲終人散的一天,熙寧七年十月初五的這一日,王安石離開了政事堂,離開了宰相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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