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所以被稱為諾福克農作製。而諾福克又是圈地運動發生最早的地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圈地運動對於農作製度改變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還應該指出，農牧業的改良也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具有政治性的經濟問題。在小農經濟的情況下是不足以進行有效的技術改良的。而隻有通過圈地所建立起來的大土地私有製，才能為技術進步提供經濟保障，因為農牧業改良需要應用大量的資本投入才能做到，這就從客觀上需要那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農場主的參與。而那些原來社會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農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夠最終變為富裕的大租地農場主，也正是由於他們在“圈地運動”這個特殊的土地租用過程中發了大財，在哈裏遜的《英國概述》中說：“過去交出4鎊都很困難的租地農場主，現在要交40、50鎊、100鎊，但是他們在租約期滿時，如果手裏沒有積存6——7年租金的話，就認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圈地運動就沒有這些非常富裕的大租地農場主的存在，也就沒有英國農牧業的技術革命。
圈地運動還為改良農具提供了用武之地。因為大型農業機械必須在廣闊而又平坦的土地上才能正常運轉，這就必須改造土地原有的高低不平等等的自然屬性，消除各種人為的障礙。在高低不平且條塊分割的土地上是難以使用機械作業的，隻有將土地填平，才能為農業機械化鋪平道路。而土地填平也有賴於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和大量資本的投入，而這一切都隻能是在圈地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的。
由此不難看出，近代英國的農牧業技術革命都是由那些原本是社會地位很低的公簿持有農在轉變成了富裕的農業資本家以後在自己的租用土地的大農場上進行的。英國的農業結構自古以來主要是以農牧結合為主，但這主要是從土地占用的情況來看，從勞動力占用情況來看，畜牧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比種植穀物要少得多，據估計，飼養羊群需要的勞動力比種植穀物要少80%，特別是綿羊的飼養，一年中大部份時間都是無須多人看管，十五世紀中期，英國隻要一個男勞動力就可以管理500英畝的牧羊場。而圈地養羊使得畜牧業代替了農業，其結果必然是農村勞動人口的下降，於是“曾經是200人工作並依靠他們誠實勞動而生活的地方，現在隻剩下一、二個牧人。”這就是托馬斯·莫爾所謂的“羊吃人”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羊吃人的結果使得小土地所有者紛紛破產，農場的數目急劇減少，而一些農場的麵積卻不斷擴大，這是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一條必由之路。本來是好事，卻被有些人說成是壞事。
圈地運動使農民離開了土地，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而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對農產品的需要擴大，又刺激了農業技術改進的廣泛采納，以提高土地的生產率和土地的價值，所以一些富有的農場主在建立起大農場之後，也改變了原來的生產方式，在農場上實行規模經濟，進行商品生產，以滿足市場需求，促使他們進行合理化管理，以提高土地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如，用畜力工具取代人力，以馬耕代替牛耕。圈地運動並不是簡單地將耕地變成牧地，而後又變成耕地，而是將農夫的小規模耕種，變成大規模的放牧和大規模的耕種，即由原來自給自足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於小土地所有者來說，這個圈地運動確實是一個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們認識曆史，必須從整體上、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而絕對不能從局部的利益、用狹隘的眼光來看問題。其實就是這麽簡單的道理，而一貫標榜以“科學”理論自居的馬克思卻顯得一點都不科學了。
５，圈地運動的社會效益
盡管在英國圈地運動的初期，圈地的數量是很有限的，但是圈地給當時英國的農業所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到十六世紀末，英國農牧業生產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都為歐洲其他國家所不及。首先促進了養羊業的穩步增長，到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初達到了養羊業的高峰，而與此同時，穀物並沒有因圈地而減產，反而是有所增加了。雖然亨利八世曾禁止糧食出口，但有特許證者除外，大體說來“整個這一世紀，英國都傾向於出口糧食和肉類。”這與圈地是分不開的。正如塔瑟在詩中所說的那樣：
走盡天涯海角
任憑你尋找
有哪裏能比圈地更美好
生產更多的牛羊肉
最好的穀物、奶油和幹酪？
圈地之所以能夠產生出比先前更多更好的食物，主要在於它采用了大量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因此，圈地運動促進了農牧業的技術進步和發展。
圈地運動所導致的農牧業發展最終也給所有的英國人帶來了實惠。這種實惠在十七世紀英國人的食物中得到了反映。當時英國的農民及勞工平時都可以吃到肥臘肉、肥鹹肉、幹奶酪以及粗麵包等等，以致當時有人認為“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國家，其低層階級的人能比英格蘭有更好的食品”這就是圈地養羊所帶來的最直接的效益。但是圈地運動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對當時英國的科技與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為以後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了解了英國的圈地運動的真實情況以後，我們再來分析原始資本積累在這個過程中的定性問題。
史學家D"J"錢伯斯認為18世紀圈地中的農業改良主要不是通過發明高效率機器，而是依靠引進新作物、改良畜種、改進耕作製度、改善排水係統、改變租佃製度等，由此而產生許多新工作諸如築籬、修路、人工種植牧草等。此外，圈地還開墾了大片公地和荒地，擴大了耕作麵積，新耕作製度也消滅了休耕。這些，都表明18世紀的圈地運動帶來的是一種勞動密集型農業，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勞動力的需求。總之，早期圈地運動規模小，數量少，對農民的影響程度不大，未造成農民與土地的分離，大多數農民仍占有土地；晚期圈地運動因其規模大、範圍廣，對農民的影響程度較深，但主要體現在土地的集中方麵。了解圈地運動的曆史過程，也就澄清了我們以前對圈地運動的偏見，正是這樣圈地運動才得以順利進行。
在被譽為“種草養畜打開增收一扇窗”的山西，把草當作莊稼種已被越來越多的農民所接受。全省種草麵積已達760萬畝，過去70:30的糧經二元結構變為現在的64:28:8的糧經飼三元結構。據當地的典型調查，在幹旱地區除種土豆收益與種草相當外，種其它作物的收益都不如種草。種糧的投入產出比為1:1.3，而種草的投入產出比為1:2。從種植穀物與種植牧草比較看，種植1畝水地苜蓿，可產鮮草5000多千克，畝均純收入600元，比種玉米畝均增收290.5元。在一些草食畜生產大縣，如岢嵐、山陰、偏關等縣，種草養畜已成為促進農民致富的主導產業，成為農民增收的一條重要途徑。神池縣去年種草16.5萬畝，占到總播種麵積的26％。他們實行種草養畜一體化經營，養羊38.5萬隻，草食畜牧業人均純收入達到664元，是農民收入的大頭。特別是在一些貧困地區，種草養畜托起了農民致富的希望。
在經濟較發達的江蘇、廣東，種草養畜也作為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途徑。據試驗，南方利用冬閑田種植多花黑麥草，畝產鮮草5～7噸，整個生育期6個月間畝產鮮草9～13噸，可刈割6～7次，折合幹草1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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