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餉之緡錢甚夥”16。還有人稱“金華五高”之一的杜旃（仲高）也曾經從辛棄疾那裏得到過“開山田”的賞賜。事見高翥《喜杜仲高移居清湖》一詩，原注雲:“稼軒為仲高開山田，仲高有辛田記。”17又如葉紹翁寫過一首《題嶽王墓》詩，用來歌頌抗金名將嶽飛，結果“是詩流傳，膾炙人口，其家月致饋於葉”18。可見葉紹翁就是憑著一首詩而得到了嶽家的歡心，後來每個月都能得到嶽家饋贈。
老江湖的戴複古深知個中滋味，所以他有“窮賤交遊誰複記，江湖蹤跡早成陳”20的感觸。因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幹謁確是江湖詩人謀生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是不宜把它當作江湖詩人唯一的或主要的謀生手段。必須清醒地看到，能從達官貴人處獲得重賞，隻是極少數最優秀的江湖詩人才能擁有的機會，這種機會還會因為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而變得不可期盼和無法重複。江湖詩人的“謁客”名聲之所以如此響亮，主要是由於這種類似於彩票中獎的個別成功事例太為眾人所豔羨，津津樂道而廣泛流傳所造成的宣傳效應而已。
一大批普通的江湖詩人又該如何解決生計問題呢?筆者發現，江湖詩人通過投奔一些具有官員或地主身份，家境較好的親朋好友，尋求他們的接濟，倒不失為一種比較現實的生活來源。這種謀生方式與上述的幹謁雖有某種聯係和相似之處，但是就其性質而言卻有很大的不同。江湖詩人與這些對象交往的特點在於彼此地位比較平等，關係相當親密，有的更是誌同道合，趣味相投。他們之間的頻繁來往，已經超越了一般的功利目的，主要是出於情感的需要。如俞桂在居官時就非常期盼詩友們到他那裏做客，其詩雲:“幸喜居官事不多，空庭吏散雀堪羅。近來轉覺詩朋少，誰肯高軒為我過?”21在這樣的交往中，江湖詩人盡管是受周濟和幫助的對象，卻不會有損自己的人格尊嚴
高翥的朋友很多，“所交皆名士，及為大官，不肯下氣強附，獨與陳宓、許複道交最篤，宦遊常與之俱”22。可見詩人高翥的心氣很高，不肯對當大官的人低三下四，委屈自己。隻有當最為知心的朋友出去做官時，他才樂意偕同前往。有的是投人門下當食客。如劉翰在紹興間久客都下，迄無所就，為吳雲壑居父之客。張弋原籍在北方，流落到南方後成為“湖海豪士”，曾是許定夫家的食客。張端義《貴耳集》說他:“頎然而長，麵帶燕趙色，口中亦作北語。許定夫館於麾下。欲命官，不受。”
南宋時期，社會上存在一種遊士和養士的風氣。如魏文節（杞）和汪仲容就像當年的孟嚐君，家中養了不少食客。戴表元說:“文節家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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