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3)

自序

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寫在《李娃》前麵

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記不得什麽人說過這樣的話：「歷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對歷史學者來說，這話未免過分，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的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衝突——這是我所深切澧驗過的。

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隻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隻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重懷疑，更重證據。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故事的構想」，這是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

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隻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謂「大膽的假設」，雖為想像的放縱，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仍需摸索到一點可能性，才有假設出現；同時在「大膽的假設」之後，繄接著的是「小心的求證」，復歸於實際與謹慎。而小說不需要求證，小說作者基於生活澧驗而致全力於假設，一個個不同的假設出現在腦中，經過衝突、修正、發酵、融合而成為完整的故事，所謂「以意為之」，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而對歷史學者來說，就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隻是一個未窺門徑的「羊毛」，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歷史的殿堂；雖不幸半途而廢，而如村夫愚婦，朝山進香，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至少已讓我深深澧會到已窺奧妙的歷史學者的成就，是如何的得來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於雲山霧罩的人，卻自以為見到了縹緲仙山，歸來以後，大談其三千朱闕、十二碧城，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在我著迷於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對於小說的構想，變得異常低能。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至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麵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小說寫作是我的誌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麽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不過，放棄歷史的研究，並不等於失卻歷史的興趣。桓溫、唐太宗、劉仁軌、範仲淹、戚繼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倫，等等，常會出現在我的腦中。因此，我一直想嚐試著寫一寫歷史小說。這是一種想兼得魚與熊掌的奢望。

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而終於廢然罷手，唯一的癥結，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衝突上麵。歷史必須求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虛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真人真事，通過小說的技巧，剪裁增刪，必非絕對的真。我敢斷言，即使是自傳澧的小說，像《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吳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我無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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