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2/3)

到兩全之道。且讓我舉個例做具澧說明。

我曾見過一段記載，說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長沙的潭王，是陳友諒的兒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潭王牽連在內，夫婦倆焚宮自殺。這個簡單的傳說，通過小說的手法，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因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麵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麵卻是殺父辱母的仇人；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這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嚐試一下了。

以虛構的人物，納入歷史的背景中，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歐洲許多小說採用這樣的方法，黎東方博士也向我說過這個主張。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勤、突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她們的不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感情狀態，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輕易勤筆。最近承本刊（《李娃》最早刊發於《聯合報·副刊》——編者注）編者的好意，一再鼓勵，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元明雜劇中的若幹故事，改寫成現代形式的長篇小說。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於唐朝白行簡的《李娃傳》，是唐人傳奇中的精品。後人根據此故事而製作的劇本，有元朝石君實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兗的《綉襦記》，李娃稱為李亞仙，鄭生稱為鄭元和。

文學批評的書上說：《綉襦記》勝於《曲江池》。以我看，《綉襦記》所描寫的也隻是明朝的李亞仙和鄭元和，不是開元、天寶——唐朝全盛時期的長安名妓李娃和當時全國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滎賜鄭生。舉個例說，《綉襦記》的曲文「弓鞋裙襯雙凰頭」「金蓮小，香塵無跡」之類，誤以為唐朝婦女已經纏足，豈非笑話？

因此，我決定根據白行簡的原作改寫，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綉襦記》的影響。不過，原作的結局，落於俗套，我不能不勤一勤「手衍」。

原作中有許多驟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經過考證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寫類似現在的殯儀館的「兇肆」的文章：

……生（按：指鄭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兇肆之中……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兇肆日假之，令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複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兇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輓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噲教生新聲，而相贊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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