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2/2)

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無疑是他們實現對鄉村權力控製的必要前提。而且毫無疑問，這種文化威權也帶給他們相應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麽“寒士”即使不出仕，也可以通過取得功名而步入小康之境的緣由。文化威權也是特權，它賦予擁有者各種別的階層的人所無法得到的好處。盡管民國初年以來這種傳統的鄉紳日益式微，但直到中國共產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之前，並沒有完全消失，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還利用過他們的威望。而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固然對於“贏利”很在乎，但也無不以村民的保護者自居（將農民視為自家的私產，“保護”的力度似乎更大一些），兩者都不能說是農民的經紀人，因為他們和農民之間不可能類似於西方社會的委托和代理的關係。

現代化無疑是隱含在農村權力和文化變遷背後的一條主線，現代化過程的拉動，根本性地改變了鄉村的文化與政治地位，並使其法定地處於經濟上附庸和被犧牲的境地。清末民初以來幾乎所有國家和地方政權主導的鄉村政權變革，莫不暗含現代化的驅動，然而，20世紀的前半世紀又是一個亂世，戰亂自始至終籠罩在中國農村的頭上，鄉村政治也始終擺脫不了軍事化的色彩，人們的現代化效仿，更容易集中在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鄉村建設這種目標上，在此前長期對日本的學習熱情，最後幾乎都落實到了鄉村政治上麵。陝西的“村本政治”如此，廣西的鄉村改革也如此。同時，作為戰亂的直接結果之一，中央政府一直也沒能壓倒地方勢力，武裝割據在鄉村世界普遍地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土圍子政權依照圍主的意誌，依靠槍杆子實行著中世紀的統治。即使中央政府能夠控製的地區，也無不強化其軍事方麵的因素，幾乎所有強化農村社會整合的改革措施，最後都落實到軍事化甚至警察化的操作上。基層政權和槍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親和，從而極大地損害了農村原有文化氛圍，使鄉村權力從文化性質轉向武化。不僅摧殘了原有的道德氛圍，而且損害了鄉村的文化網絡。

在這個打著現代化招牌的軍事化進程中，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國家政權的全力擠壓和侵蝕，通過這種擠壓和侵蝕，實現國家政權的擴張，最大限度地將農村的資源集中到國家政權手上，以實現所謂“富國強兵”的目標。這種趨勢雖然沒有將民間組織完全驅逐出局，但畢竟將農村的自組織係統摧殘得七零八落，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衛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麵積萎縮。到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大規模建立全能式政權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障礙都已經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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