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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亂的環境下,農村的破敗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對於中國農村而言,衰敗的更深刻的原因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後殖民性破壞,以及中國自身城市導向的現代化的結果。農村社會的破產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主題之一,曾經在20世紀20-30年代引起過學者的強烈關注,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農民普遍的貧困化,不僅僅是一般農民的狀況在下降,就是農村中比較富裕階層的生活狀況也處在毫無起色的下降線上。由於城市經濟的不發達(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緩慢,而且由於戰亂等因素,也使得外國資本在華投資一直不活躍),盡管沿海中心城市已經膨脹了很多,卻難以吸納大量從農村擁入的人口。離開土地的農民幾乎沒有追求更多的利益,往往是隻求活命。即便如此,隻有其中的佼佼者和幸運兒才能在城市站住腳。不得不留在土地上的農民隻能在某種畸形的商品化生產中苟延殘喘,由於戰爭以及頻繁的災害對生產條件的破壞,再加上國際市場的波動,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像黃宗智所謂的“過密化”生產其實是難以在完整意義上實現的,農民固然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超出其需要的勞力,但也可能完全粗放經營甚至拋荒。長江三角洲的棉花產區,在棉花價格大跌的時候,往往會伴隨著土地的大量拋荒。男人出外(包括為兵、為匪),缺乏生產經驗的女人種田的現象相當普遍,四川北部地區,幾乎是最主要“經濟作物”的鴉片種植,基本上是由婦女操作的,男人即使不出門,也由於吸毒成癮而待在家裏。為了能夠活命,對高產值作物的追求甚至從事毒品生產的農民遍及中國農村,特別是那些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像曆史上多數的亂世一樣,從事武裝活動的人成了農村社會規模最大的群體之一,不僅各種名目的“政府軍”(包括地方軍閥)眾多士兵的主體是農民,各種地方武裝和私人武裝也基本上由青壯年的農民充數。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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