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2/3)

所有有勢力的階層、個人和團體都可能擁有武裝，如果說商人的商團多少有些虛弱無力的話，那麽各種幫會、教門的武裝則是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輕視的力量。再加上那些幾乎遍及中國，在兵匪之間互變以及始終堅持綠林身份的土匪刀客，全國上下經過武裝活動熏陶的農民數目之多，恐怕任何人也難以詳盡地統計，與曆史上武裝起來的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的最大特點是學會了使用近代資本主義發明的火器。

雖然20世紀的前半世紀，中國政壇的主導者換了若幹，但農村的改良卻談不上半分，隻有少數的知識分子在國外的資助下，進行過小範圍的農村改良試驗。晏陽初、梁漱溟和李景漢等人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有益的；定縣的實驗提供了一個農民的教育體係，通過平民教育改善農民的素質，重建農村的道德，進行品種改良、科學種田，組織合作社的事業；鄒平的實驗提供了一個以教代政的模式，讓進入農村的知識分子建立一個“鄉學一村學”係統，從事合作社、農業改良以及農村自衛的訓練。然而，這些點滴而艱辛的努力，卻不得不依賴軍閥武力的庇護和外國的好心資助，當這些努力剛剛取得一點成績，就會遭到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的幹涉，而默許他們實驗的南京政府在實際上對他們組織農民的舉動一直心存疑慮，使得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次次在搬不開的“石頭”麵前繞道而行，在國家政權根本無意實行它們本來早就製訂的土地改革計劃的前提下，輸血式的農村改良，無論組織者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擁有多大的熱情，都難以真正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所取得的點滴成果，卻被淹沒在國家政權中世紀式的強製之中。中國農村的所有變化好像隻是為革命提供了越來越合適的土壤，日益加深的普遍貧困化，使得農村社會對赤貧者的自我救助機能受到摧毀性的破壞，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絕望之中，鄉村精英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