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3/3)

屢屢明確下旨，要求各鄉“於貢舉生員內，揀選老成者一人為約正”（實際上鄉約是一種製度，是由鄉民訂立公約，倡行儒家道德，遵行禮儀的製度，這個製度的主持人叫約正，但是後來將約正就叫做鄉約，而鄉約代表的製度反倒廢弛了）。可見，在鄉約由鄉紳自行倡辦的時候，在倡辦的地方還的確能有比較強的教化氛圍和儀式規程，但到了皇帝用行政手段提倡時，由於基本上變成了定期宣講“聖諭寶訓”的例行公事，結果原來的那一套就不行了。

鄉約製度雖然形同具文，鄉紳的教化功能卻依然存在，關鍵是由於他們自身的文化象征，使得他們具有調解鄉裏糾紛維持宗社和諧的職能。自從人類群聚而居以來，這種職能就是不可少的，隻是在鄉紳逐漸形成之後，這種職能被移交給了他們。這意味著鄉民們承認了儒家色彩的話語體係，承認了鄉紳們握有這種話語體係的解釋權。由於法治（以法治理的意思，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鄉裏社會隻有次要甚至最次要的意義，所以在一個推崇“非訟”的生活形態中，鄉紳的這種職能最大限度地保證了他們在鄉村的統治。

從官府角度說，鄉紳是退休的和預備的官吏，屬於朝廷以及官僚係統的“自家人”。利用他們管理鄉村，由於他們懂得朝廷規矩和官場禮儀，“有恒產有恒心”，絕對不會像山野鄉民一般的不容易約束。反過來，由於鄉紳具有的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也便於他們與官府打交道（即使隻是一介生員，見了縣官也可以不下跪，不可能輕易挨板子）。地方官一般都非常謹慎地處理與任所的鄉紳的關係，盡可能處理好關係，至少會留有餘地。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地方官與鄉紳在日常行政事務方麵往往通過中介發生關係，這種中介，在官府方麵是三班衙役，在鄉紳方麵則是鄉村的保正和裏正們，這種情況在明清兩代尤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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