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3)

鄉紳之於鄉村的統治，非常關鍵的因素是由於存在一種與之配套的意識形態框架，與相應的道德氛圍。我們知道，以“五常”“八德”為標誌的儒家倫理，實際上已經成為自秦漢以來的官方意識形態，對於相當依賴血緣紐帶，並以差序格局存在的農村家庭與社會，從“親親”原則出發的孝悌節義之類的道德講求，具有強大的親和力，為農民所樂於接受。但是，統治者“獨尊儒術”的目的，是以孝求忠，即對皇朝的效忠才是“五常”“八德”的道德目標。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不斷地製造儒生麵目的士大夫以承載官方的意識形態；反過來又通過士大夫控製鄉裏道德的話語權，發揮導向和解釋作用，至少保障了鄉裏道德的基本內涵與官方意識形態的一致。近代兩位最了解農村和農民的政治家，一個是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彭湃。毛澤東說過：“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義。現在的鄉村，這種教育是很盛行的。”而有著“農民運動大王”稱號的彭湃也說：“對於舊教育（如滿清時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順從地主，尊崇皇帝為農民所最歡迎，如新教育反抗命運風水……都為農民所討厭。”。應該說這是一種貼切的論說。

學校教育是鄉村文化傳播的大渠道，是傳播代表正統意識形態的大傳統的主要場地。自從春秋戰國官學下移民間以來，鄉間逐漸形成了官學、私學並存的局麵。到了離我們最近的清代，官學雖然定期舉行考試，有學舍和帶官銜的教師（訓導與教授），但由於官學已經被捆綁在了科舉製度的體係上，所以，童生進學之後，有了生員的名分就基本上不在學校讀書了；到了晚清，甚至連每年的例行考試也變成了官樣文章，如果生員不打算進一步考舉人進士的話，他們幾乎可以不再用功了。

真正起到鄉村教育作用的主要是私學。在清代，私學主要有私塾、族學、義學和社學等形式，其中私塾和族學占了絕大部分（這與明代以社學和義學為主有很大區別）。私學的普及性很廣，除了深山老林，幾乎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