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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農民讓子弟讀書,並不都是希望自家的孩子日後能夠一舉成名,魚躍龍門,他們中相當多的人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們真正期望的也就是能識幾個字,能看懂官府的告示和稅收的傳票,做個小買賣會算賬,不吃虧;再就是能夠略微明白一點自己應納的錢糧,可以應付官方的收稅人。所以,識字教育往往是一部分農家子弟讀書的真正目的所在,盡管他們未必會很清晰地表露出來。在任何時代需要都會產生最強大的創造力,因而,我們在流行的蒙學讀物中又看到了一類沒有什麽意義,純粹是為了識字的課本,比如《六言雜字》和《對相四言》(即古代的看圖說話)。這些課本幾乎全部用農村日常用字寫成,具有強烈的農家實用性。同時,由於精英家庭的子弟往往開蒙早,涉獵經史也早,甚至不屑於用蒙學讀物,相對而言,蒙學讀物農家子弟使用得比較多而且用的時間比較長。這樣一來,蒙學的內容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多少會滲進一些農村世俗的經驗與智慧,以適應農民的需要。換言之,就是某些世俗的諺語格言趁農村儒學房屋的年久失修,悄悄地從後門溜了進來。於是在一本正經的道學麵孔上,竟然不時地露出圓滑之氣來。像《名賢集》中的“是非隻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增廣賢文》中的“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之類,顯然與正統的儒家道德相乖離,基本上屬於世俗的處世智慧。所以當時有俗語稱:學了《四書》知禮義,學了《賢文》會做人。
另外一些蒙學讀物如《教兒經》等,在宣揚孝道的時候貫穿了某種農家將心比心、以恩報恩的意識,渲染父母養兒女如何辛苦費神,什麽“乳哺三年娘受苦,移幹就濕臥娘身”,幾同於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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