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1/3)

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清朝政府當然明白維持政權與鄉紳平衡的重要性，更明白鄉紳效忠是有條件的，再加上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的防範和警惕，所以，他們一直有意識地限製紳權的膨脹，不允許鄉紳公開地幹預地方政事，在開國之初還嚴厲處置了幾批有這樣跡象的鄉紳，力求將鄉紳對農村社會的控製限製在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應該說，至少在清代的中前期，鄉紳的空間有所縮小。然而，每個王朝都有由盛而衰的時候，清朝也不例外。在度過了所謂的“康乾盛世”之後，嘉慶接手的時候王朝已漸露頹相，前輩的窮兵黷武以及大肆奢費，使得國庫空虛；人口翻了幾番，但可耕地增長卻有限，越來越多的流民使得嘉慶一登基就攤上了幾次來自農村的反叛，在鎮壓這些反叛的時候，王朝已經開始需要借助鄉紳們組織的團練了，為鄉紳權力的公開化作了一點不大不小的鋪墊。鄉紳權力真正露出水麵是清王朝屋漏又逢連夜雨的時候，嘉慶的孫子比他爺爺更倒黴，西方列強打上門來，而且內部又鬧起了席卷全國的農民大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其實這期間全國到處都是各種形式的反叛，真是遍地烽火）。如果按一般王朝更替的常理，清朝似乎氣數已盡，回天乏術了。可是，太平天國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破壞力救了這個王朝的命，在“名教之奇變”的威脅下，鄉間士大夫再一次展露了他們的力量，顯然，他們對於挽救自身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表現出了更多的熱忱。

應該說，太平天國叛亂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地方精英，不僅是鄉紳和紳商，而且地方上土棍、私鹽販子等“頭麵人物”一時間都冒了出來，結成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其中相當多的是像苗沛霖一樣，依違於朝廷和叛軍兩邊，誰的勢力大就倒向誰一邊。但是，地方精英的主流——鄉紳卻絕大部分很決然地站在了朝廷一邊，發揮出極大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正是這一點救了清朝的命，曾國藩可以說是這種鄉紳積極性的代表。曾國藩雖然是個在籍侍郎，但從法理上講“猶匹夫也”，並沒有資格組織一支軍隊而且出省作戰。嚴格來講，皇帝給他的名義跟許多類似的在籍官員並沒什麽兩樣，隻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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