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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日益擴大的地方督撫，為了滿足其逐漸增加的地方開支，盡可能地擴展自己的權力，甚至支撐局部現代化變革的需要，悄悄地開始將政權的觸角伸到了縣以下，載於吏部的官員編製並沒有增加，但臨時的“局”和層出不窮的“委員”冒了出來，厘卡遍及各處，各種“委員”和“局”裏的辦事人員經常會來到鄉下。在一個前現代的國度裏，如果中央政府的賦稅必須被保證的話，那麽地方政權的擴張和現代化的嚐試，所有的費用隻能由農民來支持。顯然，地方政權的這種觸角的下伸，得到了鄉紳的默許，地方政府用鄉紳幹政的公開化換取了他們的支持。張仲禮先生對於晚清紳士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曾經對晚清各個地方誌中的紳士傳記作了分析，將傳記裏反映的紳士活動按職責分為八類：“為慈善組織和民間團體籌款”、“調解糾紛”、“組織和指揮地方團練”、“為公共工程籌款並主持其事”、“充當政府與民眾的中介”、“為官府籌款”、“維護儒學道統”、“濟貧”。很明顯，在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上層或下層紳士參與這些事情的程度都提高了。雖然還有30%左右的人似乎對這些事務不積極，但張仲禮認為，這很可能是由於“這些紳士不是因為上述某項專門職責所作出的成就，而是因為其他原因而列入記載。例如，某些人因‘孝順’或其他為人稱頌的事而被列入”。所以，這些未必真的是“不積極”。這種認識無疑是有道理的。公開登上地方政治舞台的地方紳士為政府做的事其實並不止上述張氏所列這些，還包括一些政府難以出麵的事情，比如基督教解禁後的有組織抵製活動，這種活動隻有在太平天國之後才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其中大部分都是紳士主導的，其中以湖南的紳士最為活躍，這顯然與這裏是曾國藩和湘軍的發源地有關。即使是這樣由官方暗示和慫恿的活動，地方精英搞起來依然能表現出某種自主性，當清朝官方在西方列強的壓力下，逐漸轉變對待基督教的態度時，某些地方的精英依舊不依不饒地主持和煽動反教，比如像湖南的周漢和賀金聲等，結果給清政府製造了很多麻煩，以至於不得不以武力鎮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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