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3)

鄉紳權力公開化以後，鄉村政治環境也開始發生變化，首先可以看出的一個跡象是農村鄉紳與普通農民尤其是佃戶之間的道德氛圍出現弱化。原來基本上通過鄉裏約定俗成的規則和慣例，就可以不撕破臉皮而得到解決的租佃問題，現在居然相當普遍地需要依靠政府和半政府的強製了，從前好心的鄉紳寬限和減免田租的現象愈發像白烏鴉一樣稀少了，過去那種儒家道義與逼索地租間的內心衝突消減了，即使真的想要行善，也可能礙於代理人而無法實現。從另一個方麵講，由於捐班數量的急劇增加，鄉紳文化素質的下降，以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階級關係的緊張，鄉紳對於道德調控社會矛盾的依賴有所減弱，而對武力的依賴變強。以太平天國為契機，鄉紳出於安全的考慮，入城居住的開始增加，在某些地區如江浙一帶，本來就存在著的鄉紳城居的現象竟然有了質的飛躍，像上海這樣的有別於傳統城市的新型都市因之興盛起來。這種現象的直接後果就是鄉紳對農村的控製有點變得間接化了，比如像收租局的管事人員這樣的人在農村的社會政治事務中有了一席之地。這一切，都為日後農村社會統治力量的劣化和農村人文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埋下了伏筆。

由於紳權的公開化的背景，以至於凡是力圖挽救危局的變革嚐試，都不約而同地帶上了強調紳權和地方自治的色彩。馮桂芬如此，鄭觀應如此，後來的“康梁變法”也如此，尤其是變法熱潮中湖南“試驗”更是凸顯了這個問題。圍繞在《湘報》周圍的湘籍士紳興辦了南學會，對於他們來說，這種“學會”就意味著掌握地方自治權力的議會加行政機構，雖然由於各種原因，南學會並沒有辦到“位”，但他們畢竟還是興辦了保衛局，作為鄉紳維持地方治安的製度化嚐試，這是一個確實操作起來的機構。雖然，湖南維新的嚐試隨著六君子的死而結束，但紳權的擴張並沒有因此而停下它的腳步。以王先謙、葉德輝為首的在籍湖南鄉紳們，逐漸地成了湖南地方的無冕之王，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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