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3/3)

起了安良會（他的父親也是主持人之一），對於維持社會秩序很有作用，有了安良會以後，多少年都沒有了盜賊。可是到了光緒末年，主持安良會的士紳們突然決定將原來民間糾紛的“是非牛”事件（所謂的“是非牛”，就是湖南農村兩家有了糾紛，但一方不樂意找人調解，於是另一方就牽走對方的牛，迫使對方找人調停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也當盜案來處理。這表明，在清朝最後的歲月，鄉紳在地方的權力不僅大大地擴展了，而且開始趨向強橫，將原來鄉裏調解的事件也歸到自治組織中“法辦”了。

這種情況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村社精英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脹，他們的手伸得不僅過長，而且從後台跳到了前台，赤裸裸地掌控著鄉村的政治權力，自治機構設立以後，原來的裏甲長就徹底地靠邊站了，地方精英對鄉村的統治從間接化為直接。由於沒有了政治空間的緩衝，精英直接辦事的結果勢必增加他們與鄉民的衝突，部分消解了他們作為仲裁人的資格。二是精英的直接掌權，隱含著他們對權威性資源赤裸裸地占有，精英存在的功利性大大增強，從而使傳統的道德威權難以維持。三是自治機關管的事無所不包的結果，使得他們不得不與地方政府捆綁在一起，借助政府的暴力來推行政務，從而在無形之中，國家政權借精英之手將觸角伸到了鄉下，揭開了國家權力下移的序幕，

新政之於農村的另一重大刺激是科舉製度的廢除。科舉製度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根植於鄉村的選官體係，通過這一伸向農村的管道，將鄉野士人的優秀人才吸納到官僚體係這棵根深葉茂的大樹上來，使這個體係保持一定的新鮮活力與禮序的原初性。最關鍵的是科舉製度形成了一種遍及城鄉的網絡，一個網綱握在國家政權手中的網絡，而網的各個節點就是各個層次的鄉紳，這個網絡將政治與文化高度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某種水乳交融的境界，隻要網絡的節點對國家政權還有向心力，那麽國家就還能維持對鄉村的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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