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1/2)

然而，由於科舉製度也存在著某些毛病，過於看重意識形態的道德培養，過於強調服從意識的滲透，考試變成了繁複的文字技巧的操作。所以，一直為人所詬病，在麵臨西方挑戰的時候，科舉製度由於它的這些非常表麵化的毛病，幾乎成了中國先進人士眼中中國落後挨打的最大根源，遭到進步輿論的一致抨擊。戊戌變法，廢科舉被提上了議程，載於皇皇詔書，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曲折，庚子以後，興學堂、廢科舉終於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潮流。本來，興學堂與廢科舉不應該是一回事，一種是教育改革，一種是選官製度的變革。教育的西化變革，未必非要以考試選官製度的廢除為前提。但是由於明清以來，中國的教育體係一直是附在選官製度大樹上的藤，所以在幾乎所有人的意識裏，這兩回事就一直是一鍋粥（將讀書做官聯係在一起的心理之頑固，直到今天也難以根除），新政也自然而然地將兩種本來不同性質的改革混在了一起，結果學堂之興，在相當多的人眼裏（尤其是農村讀書人）就變成了一種新名目的“科舉”，一種科舉的替代。小學生等於過去的秀才，中學生相當於舉人，而大學生自然就類似於進士。官方的改革舉措也有意無意強化了這種並不真實的意識趨向，還在改革醞釀期間，朝廷就按留學人員的學曆，分科授予進士舉人頭銜，一時間竟有牙科進士、農科舉人的名目出現。用主持廢科舉和教育體製改革的要員張百熙的話來說，興學堂“並非罷廢科舉，實乃將科舉學堂合並為一而已”。甚至朝廷還製定了《學堂獎勵章程》，對學堂畢業生按等級和成績給予從生員、貢生、舉人和進士的科舉虛銜的獎勵。

這樣一種捆綁式的改革和明顯的政策誤導，對農村本已危機四伏的社會產生了強烈的衝擊。由於新政時期的興學堂舉措屬於官民並舉，而且官方的積極性更大，有點近乎於“大躍進”式的快速突擊，在基本上沒有興辦新式學堂的條件的情況下，學堂辦得多而濫。於是，廣大農村的讀書人突然之間發現改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寬鬆得多的科舉階梯，一時間，新式教育吸引了眾多的讀書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頭腦還留在範進時代的“三家村”學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對鄉紳的候補人員——童生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從前由童生變為秀才（如果家裏沒有錢捐個監生的話）雖說不至於難於上青天，至少也是相當吃力的，各省的生員名額非常有限，平均不過兩千而已，白丁要想進學，三場大考，皮都要脫一層，有些人考到須發盡白也依舊是個老童生。而眼下，無論官辦還是民辦而官方承認的學堂，隻要你肯交一點錢，想“進學”就可以“進學”，獲得從前夢寐以求的榮耀。於是，童生成了學堂熱最易燃的“薪柴”。到1908年，中國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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