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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生總數有1281908人,其中小學生為1149710人,占總數近90%,而中學、師範及專門學校的學生加在一起,不過132198人,僅占10%強。當然,在現代化初期,小學生比例高一些並不奇怪,我們的近鄰日本當年也是如此;但是,在差不多同等的現代化階段,我國的兒童入學率僅為3.7%,而日本則為97.38%。這說明,我們的小學大多為成年人所占據了。在那個時代,小學裏30歲上下的人俯拾即是,據郭沫若回憶說,他當年上小學的時候,學校裏“三十歲上下的成年人要占過半數以上”,而14歲的他,要“算是最幼的一起”。
一般來說,舊式的私塾教育比較簡單,有位先生加上所房子再配上點文房四寶就可以了。然而新式學堂要教聲光化電甚至外語,就是小學也要教數學、自然、地理、體操和音樂,別的不說,光師資就缺得厲害,所以那時不少學堂都花重金延請外國教師——主要是日本教習。據汪向榮考證,在1909年,連小學甚至幼稚園都有請日本教習的,在小學做教習的日本人有26人,在幼稚園的有7人。無論從哪種道理上講,隻有辦在都市的學堂,才更容易具備必要的辦學條件。因此盡管當時全國一擁而上,大辦學堂,有不少辦在了鄉村,但經過淘汰之後,真正立得住的,絕大多數還是辦在城裏的學堂,無論高等、中等甚至小學概莫能外。
新政引發的興學熱直接的後果有兩個,一是迅速地摧垮了舊式的私塾教育。科舉之廢,舊式教育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動力喪失了,生源勢必出現困難,而大批童生和秀才被學堂吸走,又使得舊式教育失掉了師資。從此以後,中國的舊式教育雖然沒有完全銷聲匿跡,但一直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對於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而言,這個結果意味著舊教育被摧毀了,而新的又未能替代,形成了一種斷代式的文化沙漠。二是形成了人才離開鄉村的巨大拉力。中國的近代都市化進程雖然早已開始,但一直進展不快,到新政時期,並沒有形成足以吸走農村人才的巨大引力,更容納不了相應的人口。但廢科舉興學堂的行政舉措,以一種非常規的形式,人為地刺激了這一進程,童生擁入小學,生員以上的則進入中學甚至高等學堂,有錢的則出國留學。雖然有進士功名的人再受新教育的比較少,但他們有的被學堂吸納變成了講授國學的師資,實質上也加入了這一熱潮。當然,並不是說經過新政,農村的讀書人就都被拉走了,實際上,進學堂因為種種原因半途而廢的也不在少數,但科舉一廢,農村中的優秀人才從此再也不可能安心於鄉土了,因為不經過新式教育,他們再也不可能出人頭地,所以不僅現有的出色者流失出去,而且後來的佼佼者勢必將步他們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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