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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的精英迅速發生著更新換代,一批與軍閥有關係或者有黑社會背景的人開始崛起,老的鄉紳或者使自己武裝化或者沉淪,在有些地方,甚至老一代靠辦團練起家的鄉紳也敗在了“新生代”的手下。據加拿大籍華人學者陳誌讓考證,四川由軍閥、團閥和高利貸者構成的“新”地主,雖然人數上與舊鄉紳相差無幾,但卻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舊鄉紳占有的耕地則不超過10%。這些新地主基本上具有武化的色彩,有些像沈從文小說裏描繪的“在地方上辦團防,帶三五十條雜色槍支,參加過幾回小內戰,於是成為軍官,到後又在大小兼並情形中被消滅,或被裹脅出去,軍隊一散,撈一把不義之財回家來納福,在鄉裏稱支隊長、司令官,於同族包庇點小案件,調排人事,成為當地土豪”的暴發戶。更多的是軍閥的家人、族人以及親戚,土匪和幫會的大小頭目和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人。豫北安陽的大地主豪紳王自全的經曆十分典型,此人先是在民團當兵,而後又進入地方軍閥部隊,還做過礦警,後來棄兵為匪,拉起人馬占山為王,靠四處打家劫舍和販賣毒品發了起來,但對於自己的家鄉卻不擾害。洗手不幹之後,遂成為當地的豪紳,用販毒的錢從日本購得大量槍械,仍然擁有相當精良的武裝,與各地的土匪幫會和會道門都有聯係,曆屆地方政府都要倚仗他。
這些武化的精英缺乏前輩鄉紳的文化資源,往往帶有後起和暴發的色彩,因而手更狠,心更黑,更不講究道德規矩。豫西土皇帝別廷芳之所以能在寨主林立的豫西地方發起來,關鍵在於他心狠手辣,在互相的兼並戰爭中,連自己的親家都能殺得一個不剩。在整個鄉村社會中,彌漫著“唯力是從”和“唯力是恃”的空氣,維護自我以及家人的生存變成了最高原則。無原則講求義氣的黑社會道德擠壓著原有的鄉裏道義,即使黑社會的道德也無法在大大小小的武裝集團中完全維持,背叛成為一種無藥可醫的流行病,隻要有足夠的利益驅動,任何稱雄一時的武人都有可能被自己親密的部下所拋棄,甚至挨自己家人的黑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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