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 章節內容
權強化與武力強化在農村結出的惡果，這種方式不僅沒有導致農民和農村的現代化，反而激出向後轉的反彈。
但是，紅槍會現象又包含著某種新的寓意。李大釗說過：“紅槍會采用現代新式的武器，這一個事實，將要在中國農民武裝自衛運動史中開一新紀元，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大進步，同時亦可以認作鄉村中小有產者起來反抗兵匪的一個表征。”經過多年的軍閥混戰，兵匪橫行的世界與武化強暴的統治，把農民逼到了無所適從也無法忍耐的地步，也教會了農民使用現代化的武器，在前清時代麵對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官軍基本無法抵抗的農民，現在可以用同樣的家夥（雖然要比官軍的差一點）回擊了。隻是，組織和參加紅槍會的農民還隻知道襲用傳統的反抗模式，借用會道門的組織和意識資源，即使抄襲了一點軍閥軍隊的編製，也是徒有其表。雖然我們可以說紅槍會的組織和意識充斥了迷信和落後的因素，在這個反抗模式內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紅槍會雖然興盛一時，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在軍閥的鎮壓下，或者歸於敗亡，或者變節為軍閥的工具，甚至流為他們從前所痛恨的土豪武裝或變相的土匪。但是，紅槍會現象展示了一個表征，一個農村中蘊涵改變社會發展走向力量的表征，農民已經被基本的現代武器給“現代化”了，在中國政府軍隊沒有進一步真正現代化之前，農民的力量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海洋，隻要注入一點新的東西，一種革命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組織力量，就將會在中國引發一場核裂變。由農民出身的鄉村能人和新式知識分子出頭的紅槍會組織的出現，昭示了農村反體製武裝勢力的一種新的跡象，一種農村權力結構的變化動向。沒有文化的農民隻要見過點世麵，就可以領導一支主要依靠現代武器的武裝，依托農村與軍閥周旋，甚至可以僅僅憑借著自身的才具和能力，在農村權力格局中占主導的地位，而不是通過其他“邪途”，如進入軍閥軍隊或者先匪後官，改變身份而後成為新的地主。當然，更可怕的是新式知識分子與鄉村能人的結合，這種結合蘊涵著徹底改造農村傳統文化權力結構的可能。
一個軍國主義試驗的標本——山西的“村本政治”
在中國的新老軍閥中，閻錫山堪稱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他的有名當然在於他是唯一的民國不倒翁，從辛亥革命奪取山西政權，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他始終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上，隻有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後的一個非常短的時間裏名義上下過野。從另一個方麵說，他也是諸軍閥中學曆最高的一個——正牌的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而且要算是士官生中國同學中混得最風光的一個，蔣介石是個冒牌貨自不必說，劉文輝偏安西康也不足論，孫傳芳雖然威風一時，但沒領幾天風騷就片甲無存。餘下曇花一現的那些就更不足．道了。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