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2/2)

不但設置了村長，還添加了村副；村下設閭，閭有閭長；閭下設鄰，鄰有鄰長，一律由政府發給補貼，在農村代行警察職能，以行政和警察手段，推行他的所謂“六政三事”。“六政”為：水利、植樹、蠶桑、禁煙、天足、剪發。“三事”為：種棉、造林、畜牧。即在推行農村社會風俗的改造的同時，發展山西的農業，以實現富晉強晉的目的。當然，這一做法的實質是力求仿效日本軍國主義治國方式，以政治上的軍國主義，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經濟上農業國家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迅速實現山西的富強。閻錫山作為一個士官生，多年留學日本的經曆，雖然沒有在軍事技術和韜略上有多少長進，但平時耳濡目染日本社會畸態的“敬軍尚武”的社會風尚，對日本全社會性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訓練，以及警察化的社會組織深有感觸，與旅日的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對軍國主義理論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編寫了《軍國主義譚問答》的小冊子，熱切地主張“政府以軍國為政策，教育以軍國為教育，社會以軍國為組織”。閻錫山在山西的村政實驗，很明顯的有這種從日本販來的軍國主義的思想背景。在這裏，實際上閻錫山早年的救國理想與抱負和眼前的割據稱雄需要混雜在了一起，結果是印出了清末政權下移趨向的極端版。

然而，這種躉來貨色用在中國似乎並不適宜，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在最初幾年雖然工夫花得不少，可效果並不顯著，雖然禁煙表麵有些效果，但由於周圍地區仍然大量種植鴉片，結果造成山西的資金大量外流，實際上煙毒依舊未除，甚至連放足和剪發這樣的風俗改革也步履維艱，民怨沸騰，至於以行政命令手段推行蠶桑、種棉，不唯無利反而有害。這樣，鑒於前段村政改革的教訓，自1920年6月起閻錫山邀請全國各地的名流學者，陸續在山西省政府後院的進山會館開了一年有餘的所謂“學術講座會”，圍繞“人群組織怎樣對”這一中心議題，進行了反複討論。一來為他的村政改革作作“名人秀”，對外造一點聲勢，博得若幹好名（當時山西有“模範省”的美譽）；二來也從名流學者那裏獲取一些思想資料，好改進他的實驗。

與同時代的赳赳武夫相比，閻錫山的確算是個聰明人，果然，在“進山會議”之後，閻錫山推出了“村本政治”的改革。閻錫山說：“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現處，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獲的儲藏室，政治機能的培植所。綜合來說，村是政治事項的實行處，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虛，舍村而言政事是畫餅。因村為群生的最小單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體，村以下不夠一個健全的群生機構，所以我主張政治放在鄉村，以村鎮市為施政的基本單位，名為‘村本政治’。”雖然說得有點花哨，但可以看出，閻錫山的確將村政看得非常之重要，幾乎視為他軍閥政治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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