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1/2)

在閻錫山統治的後半段，他的“村本政治”依然在強化，編村的行政警察隊伍越來越龐大，各種“欽定”的社會組織越搞越多，村副可以多至五個，村公所設書記一至二人，村警二至五人，另外還設四個組，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分別負責管理戶籍、財政、生產、教育、組織、治安以及情報等事項，閭這一級，加了副閭長的職位。而且副閭長以上包括組長副組長，都由縣政府加委任命，前階段還虛張聲勢選舉出來的村官，這回名副其實地有了“官身”。另外，村的社會組織又添加了敵工團、糧食評價委員會、農會、婦會和兒童會。但是，這時的“村本政治”主要是為了與共產黨的根據地對抗，已經走到強化行政警察網絡的盡頭，弦繃得太緊，引起相反的效果。

至少在1920～1927年間，閻錫山的村政改革從國家主義的角度看還是很有些效果的，山西的“模範省”的聲譽，也不盡是閻錫山作秀的結果。就當時的中國而言，軍國主義並不像今天這樣臭不可聞，在相當多的社會精英（包括很大一部分知識界精英）眼裏，這種主義不失為一種救亡強國的速效藥，即使對軍國主義不感興趣，也有可能對其他類型的集權主義體製懷有幻想。這就是為什麽在當時雖然存在著對山西村政的批評，但叫好的人卻相當多的緣故。從另一個角度說，軍閥也是中國人，他們不見得全都沒有愛國心，或者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對民族國家無動於衷，閻錫山在山西的村政改革，盡管他的著眼點是山西，軍閥割據式的，但有沒有包含尋求一條挽救中國農村危機的道路的意思，現在已經不太好說了，不過完全否認恐怕也缺乏根據。所以他模仿日本在山西進行軍國主義試驗，在當時並不像今天這樣具有那麽明顯的反動意義。可問題是，閻錫山所麵對的是一個傳統中國化的農村，而他自己雖然標榜求新，可骨子裏卻依然是位傳統意味相當濃的軍閥，結果他的“村本政治”就變成了一種奇怪的四不像。無疑，山西的農村改革具有某些日本軍國主義旗幟下鄉村自治的表征，但卻沒有日本社會那種與國家政權結合得非常緊密的社會自組織和動員能力，山西的社會組織，要麽不起什麽作用，要麽是傳統的鄉村組織的翻版。過去的鄉紳和富戶（包括品質惡劣的土豪劣紳）依然具有最大的發言權，但卻在國家政權的行政警察網絡中實現他們的權力，家族勢力也依然在權力結構中有一席之地，閭的設置，主要是依據族姓而非居住的範圍，明顯的是要利用過去宗族對社會的控製作用。過去傳統農村裏的農民至少具有相當大的生產和生活的自由度，即使是很有威權的大人物，也不太會幹涉農民家庭的一般活動，甚至連香會、花會和社火會的公共活動也很少幹預，可是現在在具有“官身”的村幹部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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