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2/2)

推崇者）。到了這裏，“橫豎政治”就變成了教化與政治的合一，“吾國古來君師並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於人類孰重？答：以豎言，則教育重，而以橫言，則政治重”。不但要用“嚴父良兄政治以責製之”，還需要有“良師益友誘導之，予良知良能覺悟之機會”。在村政的實行過程中，外麵來參觀的人們，經常會看到山西縣以上和縣以下的幹部們經常會苦口婆心，甚至肉麻兮兮地勸化那些“社會不良分子”，勸說那些不樂意聽話的老百姓。參觀者的觀感就是山西的村政“一以布宗教之方式進行之，一不從，再教之，再不從，三教之”。其實這些參觀者進入的隻是一個政治劇場，他們所看到的隻是一場帶有政治色彩的教化儀式。真正懾服農民的並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它們的背後由閻錫山精心設計的社會分群的規劃，開始是將“十種人”從正常人群中分出來，讓他們成為另類，直接受到強製勞動和人所不齒（被正常人群所拋棄）的雙重威脅，而最妙的是這“十種人”有時隻是一種“惡”的頭銜，隨時可以放到任何對統治或者村幹部不滿的人的腦袋上。後來，閻錫山在社會上大力鼓吹做好人的時候，實際上卻將所有人都分成了“好人”“比較好的人”“比較壞的人”和“惡人”的等級，最凶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戴上相應形狀的胸牌，以示區別。後來，“好人主義”變成了“公道主義”，可是，“公道”之下，人們依舊要分成道德意義上的三、六、九等。

一旦人們被用道德的標簽分成不同等級，原來冠冕堂皇的道德說教就變成了借以整人的借口和說辭。以道德（實際上是循規蹈矩的程度）而不是以財產和能力分類，在統治上的特別好處就是可以讓最窮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忍受自家的困苦生活，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人（甚至比他們能力大得多的人）在社會上的位置在他們之下。而安撫住了這些人，整個社會的穩定係數自然就大了。由於閻錫山的道德標準實際上隻意味著一種服從馴服指數，指數高的人處在社會高等級可能性就比較大，反之亦然，結果這個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排斥那些不那麽聽話的人，比較有自己思想的人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有的時候，即使村幹部們不出麵，其他自以為算是好人的農民也有可能主動排斥他們，從而以這種行動表明自己的優秀。最倒黴的自然是那些被送入“新民工廠”的“莠民”，隻要進了那裏，九死一生不說，即使出來了也隻好做三等村民，列入另冊，成為其他人“優越感”的墊腳石。在村政施行過程中，不斷的他人教化、自我反省，自然少不了沒完沒了的檢舉揭發，高等級的人自覺地看著等級低的人，等級低的人想辦法將等級高的人拉下來，大家互相監視著，比派上多少個奸細還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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