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2/2)

認那些鄉裏社會的“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一類人在基層的農民協會裏稱王，另一方麵又說，是貧農占據了大多數鄉一級的農民協會委員長的職務，估計他所謂的貧農中也包含了鄉間的無業遊民）。其實，那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些農民運動領導人對於這些流氓無產者的衝勁還是蠻讚賞的（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已經刪掉了這些內容）。然而，這些人物的加入並做了“先鋒”，無疑大大加劇了本來就緊張的鄉村社會關係，因為他們鬥起鄉紳來更不講情麵，不講規矩，甚至不留後路，很容易將農村的社會關係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對立，於是，原本並不打算做絕的農民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從此，農村成了階級的戰場。

20世紀初年的農民運動為後來的中國農村貢獻了兩個模式和一種政權結構，一個是運動模式，一個是戰爭（軍事）模式，再加上一個由最貧苦的農民主宰並接受知識分子指導的鄉村政權，它們在以後的歲月裏起了巨大的作用。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鄉村自治”

1928年4月，東北張學良易幟，從此，中國進入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從1928年到1937年這10年間，國民政府整頓金融秩序，統一貨幣，與西方進行了關稅談判，因而較大幅度地提高了關稅，中國城市經濟基本上是向好的方向發展的。但是，國民黨的現代化始終帶有不明朗的趨勢，在鼓勵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家花費的最大精力是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盡可能地將絕大部分資源抓在國家手裏，形成國家壟斷。所以，這時期的現代化既帶有歐美模式的印跡，也帶有蘇俄道路的影子，兩種現代化方式的交互作用，結果得到發展的隻有片麵的和畸形的城市化經濟。

盡管與前代相比，國民黨統治最初的10年，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現代化的因素有了快速的發展，但相對於世界而言還是非常不起眼的一些小變化，隻有在沿海和沿江的大都市裏，才能看到一些比較成規模的紡織和輕工業還多半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用費正清的話來說就是：“不管我們怎麽看，國民黨中國的裝備和現代工廠的規模都不大。它的工業產量小於比利時，它的海空軍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設備方麵抵不上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州。”。整體上貧困化依然困擾著中國，西方世界對待中國想的還是怎樣剝奪它，而不是設法養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雞，很明顯比對它們的殖民地的政策還要糟上許多。中國的資金隻集中在沿海的大都市裏，因為這裏是中國財富輸出管道的出口。像清末一樣，中國依舊受著資金匱乏的折磨。

受到資金匱乏折磨的中國經濟，卻不斷地要將有限的金錢投入到始終沒有止息的內戰中去。國民黨政府的政府能力顯然要比清末以來的任何一任政府都要強，但中國在這期間並沒有真的統一，國民黨政府一直要忙於安撫地方軍閥勢力，設法平衡和削弱它們的力量，在實在安撫不了的時候還要應付一個接一個的反叛戰爭。雖然戰爭的頻度和烈度從總體上講要小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但戰亂依然是社會生活的一大威脅，而且戰爭與從前一樣，基本上是在農村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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