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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相對穩定的地區的農村，都麵臨這樣的問題，而那些更廣泛的其他地區，農民們早就習慣了武化豪紳的強暴統治，甚至忍受著黑社會勢力對秩序的“維持”。
“鄉村自治”是國民黨政府防共措施的溫和版，在這個版本中，唯一還算落實了的就是鄉間行政機構的清理和重建，其他的凡是帶點西化意味的措施不是付諸東流，就是表麵文章，做戲給外國人看的，所有的村（鄉）民大會和居民委員會之類的東西，與農民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實際上沒有選舉過任何壓在他們頭上的“鄉官”。像聞鈞天這種與國民黨政府很接近的學人，都不得不承認，從民初以來包括國民黨統治的這幾年（1928～1932），“所謂地方事業，不操之於官，即操之於紳；等而又下之，又操之於棍痞。生殺欺奪，民之所能自存者幾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幾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幾希矣。且連年多故，兵匪劫持，流民載道，其或幸存，苟且旦夕者，僅一稍恃其自衛自保之力耳”。國民黨政府的核心人物，此時的農村改革思路，除了強化行政手段，以國家政權直接幹預鄉村之外就沒有了第二個。這條路其實是從清末的滿族貴族開始就已經嚐試過了，但是國民黨似乎還隻能沿著走下去，顯然，他們的做法與閻錫山在山西搞的“村本政治”並無二致，但效果卻遠遜之，正因為如此，國民黨的“鄉村自治”對當時中國農村影響並不大，南京政府所力圖達到的目標自然也沒有達到，所以，很快，隨著共產主義的威脅日益加劇，他們實際上放棄了“自治”這塊帶有西洋味的遮羞布，直接斥諸傳統最赤裸裸和冷酷的資源，恢複並強化保甲製。
國民黨政府的保甲製度在鄉村的命運
保甲製作為一種鄉村製度，應該說起始於商鞅變法，商鞅在秦國開阡陌，編什伍，實行連坐製，雖然沒有保甲之名，但已具後世保甲之實。作為一種打破鄉裏宗法和道義溫情規矩及氛圍的措施，商鞅的製度是將嚴刑峻法施行於社會最下層，本質上是將軍事製度施用於民間。我們將要闡述的國民黨的保甲製度，其初衷與商鞅是一致的，可以說深得商鞅的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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