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3/3)

織和政府以及各種群眾組織（蘇區黨的文件中時有將蘇維埃政府當做“群眾組織”的現象）時有混淆不清的現象，很多人參加了群眾組織或政府，就自以為是黨員了，所以還出現過開黨代表大會而由蘇維埃送代表來，送來的代表竟然不是黨員的現象。現實的情況是，時常基層的蘇維埃和黨甚至群眾組織都是一班人馬，黨本身擔負的職責與政府基本上是雷同的，自然包辦就在所難免，但卻於大局無礙。其實，就當時而言，解決黨、政、軍關係最後的辦法，也許就是在鄉村層麵上，將三者的領導機構合一，鄉村的蘇維埃主席同時是黨支部的成員，而黨支部書記則是蘇維埃的成員，他們同時又掌握著赤衛隊，幾乎大多數的公務都要伴隨著赤衛隊的配合，在戰爭到來的時候（這種時候很多），蘇維埃幾乎跟赤衛隊成為一體，分不出彼此。這樣的體製，在戰時無疑是非常有效率的，據當時的一些老赤衛隊員回憶，他們不僅能夠配合主力紅軍行動，還可以自主地依靠當地的地形，騷擾進剿的國民黨軍隊，收繳敗兵的槍械，與小股的敵軍對抗。這種黨政一體的形式，實際上已經開了後來中國共產黨政權模式的先河。

有意思的是，當時蘇區的中國共產黨文件竟然將這種“黨包辦一切”的現象說成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理論的遺毒”。顯然，這樣兩個劇烈對抗的政治集團，互相“遺毒”是有難度的，但是各自身上都有蘇俄的影響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說明，麵對中國當時的狀況，國共兩黨對待國家政務的處理，特別是地方事務的處理，實際上采取了大體近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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