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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政權是按照一種新型的理念建立的,這就是“階級觀點”,即按列寧主義的觀念依照社會人群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分成不同的階級這樣一種理念。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階級理論主要基石是現代工業的社會化大生產,而階級的對立也主要是同樣掌握了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列寧主義雖然產生在比較落後的俄國,但對於農民問題,理論上卻不太健全,俄國革命的實踐對農民和農村也同樣不算成功,這種態度反映在中國蘇維埃運動實踐中,不僅僅是頑固的城市中心論,而且還表現在農村黨和蘇維埃政權中強調工人成分和工人階級領導,包括在蘇維埃代表選舉中人為地規定工人擁有比農民高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比例額。然而,所有理論的輝煌和知識分子的妙想,在所有蘇區(均為落後貧瘠的農村地域)都被無情地湮沒在農民革命的浪潮之中,不管當時少數知識分子如何引導,蘇維埃運動的參加者還是將“階級觀點”理解成了一種中國古已有之的“貧富對立”,階級劃分的生產資料占有程度這樣一個標準,被在實踐中化為了簡單的財產多寡尺度。人“窮”的程度成為在革命過程中的世界裏新的等級排列的唯一標準,最窮的人不僅在土地革命中可以分到最好的土地和財產,而且最有可能被新的權力機構吸納而占據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上層。這是一種“顛倒曆史”的巨變,不僅推翻原來的鄉村精英統治,而且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威權結構。雖然,以往的農民起義也會出現短時間內人下人變為人上人的現象,但那隻是屬於中國曆史上的貧富互易的一種方式而已,做了富人的農民,很快就會學著原來東家的樣子活起來,結構依然是那個結構,然而,這個千年不易的結構卻在蘇維埃時期受到了顛覆。
在傳統的中國,雖然貧富的概念本身就具有某些道德的意味,對“為富不仁”的抨擊一直貫穿整個曆史,但窮畢竟是一種不光彩的景況,至少不值得稱道,富則無論如何都是大多數農民畢生的追求,而在這種“顛倒曆史”的巨變中,附生出的一種道德意義上的價值觀念就是窮不再是一種恥辱,而是一種光榮。窮在道德上意味著某種正麵的價值,開始隻是因為它意味著不剝削別人,反而受別人剝削,後來則附加上去大多數的優秀品質,諸如正直、勤勞、善良、樸實等。誠然,大多數農民的確具有上述品質,但這些品質並不簡單地與窮或者窮人對等,然而,在蘇維埃革命的情景中,兩者顯然被畫上了近似的等號。就這樣,變了形的階級觀念,成為蘇維埃區域新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成分。
蘇區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基於階級意識的革命精神。如果說,前麵那種充塞了貧富對立的階級意識,是靠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實踐和相應的宣傳形成的話,那麽革命精神的培養,也同樣靠與國民黨及地主武裝拚殺的實踐以及不斷地灌輸而形成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和“擁護蘇維埃”的口號在蘇區隨處可見,人人耳熟能詳,對於國際歌,雖然農民未必能全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曲調是他們所熟悉的,當然他們最熱衷而且會唱的革命歌曲還是《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和《十罵反革命》這樣充滿階級仇恨的通俗作品。雖然農民並不清楚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但他們知道大鼻子的外國佬是革命的最凶惡的敵人,雖然也弄不清蔣介石的來龍去脈,但他們知道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且還是中國最大的地主頭子,所有土生土長的地主武裝和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都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蔣介石派來的,現實的血腥仇殺和宣傳鼓動很自然地攪在了一起,所以農民也自然地被培養起了基於階級仇恨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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