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1/3)

應該說，蘇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鄉村裏辦起了列寧學校和列寧小學，有條件的地方還組織了紅星俱樂部和劇社，教授一些諸如《工農兵讀本》和《勞動讀本》之類，粗淺地解釋革命名詞和道理的課本，據說夜校的課本有一種是新的《三字經》，“翻開第一頁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還上演一些具有鬥爭意義的“文明戲”和改良花鼓戲。但是，蘇區農民的政治意識卻並不僅僅是靠這些文化事業的教育和宣傳得以形成的，而伴隨著政權建設進行的“農村軍事化”，成了對農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最好途徑。在那個時代，有些軍閥和地方割據勢力也一直在試行農村軍事化的變革，比如像山西和廣西，但是，它們的軍事化程度比起蘇維埃區域的農村來，則是小巫見大巫了，也許隻有高度理想主義者才能夠使中國農村軍事化組織化程度達到如此高的地步，在外人看來有如鐵桶一般。蘇區的社會是被各種名目的群眾組織組裝起來的，每個群眾組織都具有鮮明的軍事和半軍事化的特征，從半脫產的遊擊隊到普及性的赤衛隊，再到兒童的少先隊，都是持有武器的團體，要經常進行軍事訓練，其他的群眾組織如貧農團、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反帝同盟會等也是半軍事化編製，基本上除了應該打倒的敵人，農村中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在各種名目的組織中，其中的積極分子往往一身處在多個組織之中。這些組織不僅按軍事單位管理，進行軍事訓練，而且不斷地開會，“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這句民謠，在紅軍時期就是適用的，而且隱晦地表達了共產黨的“會”對於一般老百姓生活的影響程度。在閻錫山和李宗仁、白崇禧治下的農村社會也開會，後來南京政府在鄉村搞保甲製和推行“新生活運動”時也讓農民開會，但是真正讓農民參與進去的會，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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