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 > 章節內容
就是共產黨人能開得出來(當然,這裏要經過許多艱苦而耐心的過程,也存在大量的會不僅農民不感興趣,而且連黨員也打瞌睡的現象)。通過不斷的大會小會和各種組織不間斷活動,農民不僅被灌進了許多從前聞所未聞的政治名詞,而且被高度地動員了起來,形成了一種中國曆史上罕見的組織力量,那時,蘇區任何一個縣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組織幾萬甚至十幾萬武裝農民舉行集會和遊行,而且隊伍相當整齊。農民對於政治的知識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種組織、運動和會議的動態模式,雖然個別蘇區領導人對於他所管轄的區域的教育事業頗為自豪,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封鎖,蘇區內部大規模而且嚴酷的肅反(無論哪個根據地,凡遇肅反,知識分子莫不首當其衝),知識分子的境遇頗為難堪,由於缺乏師資,鄉村的列寧小學實際上大多辦不下去,隻存在一個名義。所以,蘇區農民的文化水平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提高,自然也難以從課堂和課本上得到更多的政治知識。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被灌進腦袋裏的新意識形態觀念和意識並不可能真的在幾年內被消化吸收,甚至對他們中的相當多的人而言,恐怕終其一生也難以理解某些俄國化的政治概念,但是這並不耽誤他們按自己的理解遵照這些概念行事。農民喜歡用他們所能理解的方式來解釋和接受這些陌生的政治概念。其中特別喜好的一種方式是將共產主義事業用人格崇拜的形式來尊崇。在黨和蘇維埃的教育或者說強製下,農民不再公開燒香拜菩薩了,“許多農民家裏以前貢(供)著家神‘天地君親師’位的,現在都換以‘馬克思及諸革命先烈精神”’。實際上,在紅色區域的大大小小的公私場所,大多懸掛著或者說供奉著馬克思和列寧的像,這些像都是鄉村畫匠或者是會一點塗鴉的農民的手筆,如果馬克思和列寧的故鄉人來看到這些畫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