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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肯定認不得他們是什麽人。在1936年訪問陝北的外國記者斯諾(Edgar.Snow)對他所見到的那些紅軍列寧室裏的畫像發過這樣的感慨:“像中國的一些基督一樣,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像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東方人的外貌,眼睛細得像條線,前額高大,像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沒有前額。”應該說,在這些農民眼裏,馬克思和列寧其實與他們過去供奉的“天地君親師”以及灶王、菩薩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隻不過他們似乎更靈驗,能給農民帶來土地和其他的好處。原有的信仰和崇拜對象雖然換了,但崇拜的模式卻依然如故。帶有傳統意識形態色彩的“天地君親師”崇拜延續了幾千年,現在被一些革命的符號所替代,這種替代雖然是農民自願的,但也必須伴隨著某種軍事化的社會結構形成的壓力才能夠實現。原有的信仰模式在新的世界裏頑固地展示著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地君親師”的崇拜並沒有從農民心目中被驅走,隻不過在暫時的替代的身影後麵躲了起來而已。
農民崇拜馬克思和列寧是因為他們好,因為信仰這兩位大人物的共產黨給他們帶來了土地,所以,對於這些共產黨人所鼓吹和宣傳的一切,他們都樂意按自身經驗的樸素理解去盡量解釋,然後接受。其實,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主張,他們所能理解的隻有那變了形的階級觀念,他們曾將收回租界運動理解為“是收回豪紳地主收租的田界”,把“非基運動”(非基督教運動)當成“是飛機運動”(幸好蘇區的農民還見識過前來轟炸的國民黨飛機)。一切在農民的世界裏都簡單地化為貧富對立和階級對抗的二元架構,革命在此則被化為對豪紳地主的仇視和對抗,共產黨則被化為窮人的黨。按斯諾記錄,陝北一個村莊貧農團的會之所以能開得非常熱烈,恰是因為人們在控訴白軍的罪惡的同時紛紛念起了紅軍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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