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2/3)

借，加上土地與地主浮財的分得，使得貧苦農民感覺到前所未有的人道主義的關懷，得到了做夢也難以得到的實惠，這一切才是蘇區農民在外界人士看來不可思議的“赤化”的根基。但是，即使是最具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也難以真正讓占農村人口多數的人成為統治者，能進人權力架構的畢竟隻是少數幸運兒，農村中見過世麵的流民和半流民，讀過幾年書，粗通文墨的農民知識分子，樸實能幹，表現勇敢又為上級特別看好的貧雇農都是最有希望的人選，能被選上最大的前提就是敢於出頭露麵。盡管鄉村蘇維埃政府成員對文化的要求不高，但文牘旅行是任何一個政權體係都免不了的，所以盡管肅反打掉了許多知識分子，但各級蘇維埃仍然離不開識文斷字的人，以至於中國共產黨蘇區的文件中屢屢有批評鄉村蘇維埃“秘書專政”現象。蘇維埃的主席肯定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貧雇農，但他們能不能夠說了算就很難說了，如果政權清一色的“苦大仇深”，那麽辦事效率往往很成問題，因為遊擊隊和蘇維埃負責人不識字而耽誤事的現象也時有所聞。

權力畢竟是與利益相聯係的，我在前麵說過，中國蘇區的蘇維埃政權並沒有實行代表會議製度，政府機關的行使權力過程，除了意識形態的道德準則和黨的紀律之外，不存在什麽約束，基本上他們是靠著道德的自律來行使權力。在戰爭還在激烈進行的時期，這種源於意識形態的道德自律基本上是有效的，但已經比較普遍地出現了分夥“食尾子”（即每月政府的夥食節餘），沒有事情在機關吃公飯，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家分好田等輕微的腐敗現象。農民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的劉宗敏思想，從革命的一開始，就困擾著發動這場農民革命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然而，除了不斷地斥諸“革命的動態結構”即不停頓的運動和道德教育和自律之外，他們一直想不出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即使是在革命年代，政權也不能僅僅進行政治活動，在經曆了短暫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狂歡之後，蘇維埃政府就在革命武裝的配合下，從事征糧征稅的“業務”。應該說，在那個時代，蘇維埃政府的這種業務盡管開展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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