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3/3)

不嫻熟，但基本上能供應根據地紅軍的所需糧食和一部分物資，但由於政策的過於激進，嚇走了大部分商人，同時也由於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的生產和消費品包括食鹽都非常缺乏，經費也十分緊張。半是出於習慣，半是由於困難，相當一部分的紅軍甚至地方武裝的經費還需要依賴到國民黨區“打土豪”取得，有的地方武裝非常熱衷到國民黨區去打土豪，綁地主的票，不管所綁的票有多麽“反動”，隻要交上了贖金，就馬上放人。雖然在經費方麵沒有能滿足軍事上的需要，但蘇維埃政權組織生產方麵還是卓有成效的。革命的“運動模式”基本上排除了農民個體發家致富的可能，但根據地和紅軍又需要經費和糧食，所以隻有將農民組織起來，配合不斷的意識形態激勵和紅色恐怖的震懾，鼓動起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實現物質生產增加。紅軍時期，紅軍的戰鬥減員相當之大，因此需要根據地不斷補充，越是鞏固的根據地，出來當紅軍的就越多，很多地方的男人除了老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線。在鄉村黨和蘇維埃以及各種團體組織的動員下，從前沒有下田習慣的蘇區婦女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由於婦女顯然缺乏生產經驗，於是集體生產形式開始在蘇維埃的倡導下普及開來，各種耕田隊和耕牛合作社紛紛被組織起來，甚至按軍事編製組成大隊和小隊，剩下的男人和婦女都被組織進去，有經驗的老人擔任指導，而大腳的婦女們則擔負起從春種到秋收的所有農活。而各鄉之間，開展各種名目的“革命競賽”。甚至連孩子們也在少先隊的組織下，“開展鏟草皮、放牛、拾狗糞等競賽活動”。盡管在蘇維埃時期蘇維埃政府在組織生產和提供糧稅方麵，做得還算差強人意，但在總體上日趨激進的政策驅使下，還是日益走向困境，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為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開始大量發行公債，強行向富農募捐，由於根據地早已經沒有了什麽富農，因此這項措施變成由政府用武力挨家挨戶強索，極大地挫傷了農民對蘇維埃政府的親和感，再加上幾乎無限製的擴紅征兵，以及隨之到來的抓逃（兵）運動，使農村生產受到了很大衝擊，到了紅軍長征前夕，根據地的經濟實際上已經難以為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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