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1/3)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維埃政權組織生產的功能隻是其社會控製功能的一種延伸。我們前麵提到的社會組織對於意識形態的灌輸，隻是這些組織的功能之一，這些組織同時還有將所有農民網絡在黨和蘇維埃旗幟下的職責。比起大力推行保甲的國民黨政府來，蘇維埃對自己區域的控製似乎更有效些，它們基本上能掌握區內的農民，通過各種渠道將農村的人力物力輸送到前線。由於有組織的存在，區內的農村確實具有了軍事化的模樣，蘇維埃政府曾經規定蘇區農戶不許隨便接受外來人的住宿，在大多數村莊都設有少先隊崗哨，沒有路條從理論上講幾乎是寸步難行。然而，過度的控製，有時反而會適得其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肅反，反到一定程度，農民就會走開，在主力紅軍和機關的大規模肅反基本停止，而農村肅反卻依然進行的時候，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控製力反而減弱了，紅色恐怖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肅反以運動的方式擴展到農村組織時，即使是一般的農民如果出現對蘇維埃和黨的不滿的話，也會有可能被視為反革命，蘇維埃政府的司法功能在肅反上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由於幾乎人人都在組織中，在組織的活動中比較容易暴露出“問題”，幾乎所有糾紛和積怨都成為殺人和被殺的理由，據一些蘇區老人的回憶，蘇維埃的末期，接待了外地的親戚和對上級機關的人招待不周都會因此而被視為“反革命”而遭到處決。也發生過因與肅反委員爭風搶”野老婆”而被肅反肅掉了的事情。擴紅的時候，經常出現捆人上送的現象。這種缺乏規矩、沒有標準的嚴厲統治，雖然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氣氛，但社會控製的效果反而弱化了，農民不是成鄉成村地逃往國民黨區，就是幹脆暗中結成宗族和鄉裏同盟，一起對付上級。麵對日益增加的紅軍逃兵視而不見，使所謂的“反逃運動”流產，一起消極怠工，開會睡覺，不討論上級布置的任務，反而大問特問上級領導“馬克思的爺叫什麽名字”這樣哭笑不得的問題。甚至出現地方武裝“拖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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