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3/3)

湘贛兩省土客籍矛盾相當尖銳,所以中央蘇區鄉村政權中的地緣因素似乎影響更大一些,主要表現在土客籍的矛盾和紛爭上。一般來說,無論土籍還是客籍,在黨、蘇維埃和武裝組織中占的份額大一點,說話的分量就大一點。一份蘇區文件提到,寧岡的土地革命,開始由於由黨組織主持(黨組織以土籍為主),第一次分配土地不利於山地居住的客家人,於是遭到客家領袖袁文才的反對(袁的部隊雖然被正規紅軍收編,但實質上一直是地方武裝的麵目),於是又重新分配,但土籍農民則集體以瞞田不報來抵抗。實際上等於是客籍憑仗袁文才在武裝部隊的力量影響了地方政權的事務,而土籍則憑借在黨和蘇維埃的勢力施行軟性的抵抗。蘇區的土客籍矛盾甚至在原本沒有成見的上級領導印象中得以反映,一份關於湘贛邊區的報告這樣說道,“黨內土客籍界限尚存,但是土籍的同誌雖比較忠實,可惜這些忠實同誌,又都是沒有能力的,而且是不努力的,可以腐化的黨員”。顯然,這種土客籍印象不能說不是他們各自實行權力運作的部分結果,通過對上級的施加影響,增加自己一方的權力份額。土客籍雖然紛爭不已,但畢竟已經在同一塊土地上共處了幾百年,彼此間有界限,也有混雜,其地緣的分野已經沒有他們的祖先那麽強了,所以大體上他們還是可以在一個蘇維埃旗幟下和平共處的,如果碰到真正的外鄉群體,他們的地緣排他意識就會以非常強烈的方式宣泄出來,盡管可能打的是革命的旗號。江西吉安的義富和冠田兩個村莊,均為南遷的河南人,他們從河南帶來了紅槍會組織,經常與周圍的村莊發生械鬥,而且能占上風,蘇維埃運動期間,這種械鬥仍舊發生,而且摻進了紅白鬥爭的色彩,由於“蘇區群眾”的強烈要求,當地黨和蘇維埃討論這個問題時“曾有激烈的爭論,但結果不消滅紅槍會,則必脫離群眾”,最後一致決議要消滅紅槍會,認為那是一群“反動群眾”,當然,紅槍會很快就被消滅了。顯然,這個結果與中國共產黨一向爭取紅槍會的政策並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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